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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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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有收买有镇压,软一手,硬一手。有时单用一手,有时软硬兼施。

    我们村对付蝗虫的手段是抚慰。先是在叭蜡庙里烧香磕头,供献香草,看看无效,又到各家凑了点钱,在村中搭起戏台,请来一个草台班子,为蝗虫们献上了三台大戏。说是为蝗虫献戏,其实还是演给人看。我父亲是那三台大戏的最热心的观众。几十年后他还对当日情景记忆犹新。他说那三台大戏是:陈州放粮、捉放曹、武家坡。父亲对我们说当年演戏的盛况,四乡的百姓都来看戏,台下人山人海。儿童的印象总是放大的。我不相信在当时的情况下,荒凉的高密东北乡能集合起“人山人海”在我的想象中,六十年前的那场为了蝗虫们的演出大概是如下的情景:在空旷的原野里,搭起一个低矮的土台子,台上活动着几个涂脂抹粉的人物,台下坐着或是站着几个无聊的闲人,还有十几个孩子,其中那个头上扎着抓鬏就是我的父亲。在演出的过程中,那些蝗虫就蹦到舞台上,蹦到演员们的脸上,有的还蹦到演员们的嘴里,让他们无法开口唱戏。

    也许是百姓的真诚感动了蝗虫,也许是刘猛将军的钢鞭发挥了威力——最可靠的解释是蝗虫们同心协力地把我们高密东北乡吃成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它们终于开始迁移了。这又是一个奇观。看到这个奇观的就不止我爷爷一个人了。十几个村中的老人,包括我的父亲,都给我讲述过蝗虫过河的情景。

    我们村子后边是一条胶河,村子前边有一条顺溪河,蝗虫们要迁移,必须越过这两条河流。大雨过后,河里又有了半人深的水。蝗虫们当时都有三厘米左右长,脑袋硕大,背上背着两个‘小包袱’(发育中的翅膀),正处在既笨又丑的跳蝻阶段。让我们听听它们是怎样越过河流。

    据说,那天,村里人都站在河堤上,观看蝗虫过河。人们先是听到田野里响起了低沉的嘈杂声,然后便看到田野里抽搐起来。光秃秃的土地上翻滚着蝗虫的浊浪。蝗虫结成浪,一浪接一浪,涌到河边来。小孩子们生怕大人看不到似地大叫着:来了来了,蚂蚱神来了!这时,河里是滚滚的流水,蓝色水;河外是蝗虫的浪涌,红色浪。大人们面色如土,痴呆呆地看着那蝗虫的长浪追逐着涌上河堤。飒萨洒撒,沙煞嗄唼一批接着一批,一列跟着一列,几千几万匹压着几千几万匹,层层叠叠,层出不穷。爷爷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蝗虫吃土,吃掉一条河堤也不算难事。

    目睹了蝗虫过河情景的老人们补充说:蝗虫们互相搂抱着,数不清的嘴巴里往外喷吐着墨绿色的汁液,濡染着数不清的蝗虫兄弟。数不清的蝗虫肢体相互磨擦着,发出惊心动魄的巨响。在河堤上看热闹的人都吓破了胆,想逃跑,但是腿脚酥软,挪不动脚步。

    话说那蝗虫的长龙在河堤上停顿了一会,好像整顿队伍一样。龙体眼见着就收缩,变得坚硬、紧密,像一根根粗大松木,轰隆隆地响着,滚到河里去了。河中顿时水花四溅,河面上远远近近都响起了水面被龙砸破的声音。时当1927年5月18日,中华民国战火连天,弹痕遍地;官僚趁火打劫,贪赃舞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土匪风起云涌,兵连祸结,疫病流行;老百姓在水深火热里挣扎。

    蝗虫们在河水中翻滚着,犹如一条条长龙。原本如蓝缎子似的河水此时变得千疮百孔。满河色彩,浊浪腾起,一片欢腾。

    它们在众人的密切注视下靠近对岸,然后突然迸裂,分散成千千万万的个体,顿时改变了对岸河堤的颜色。

    最终,它们消失在对岸的茫茫原野里。众人长吁一口气,心中好似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同时又感到怅然若失。

    当天下午,爷爷便到地里去播种。

    半个月后,青翠的小苗子给大地披上了一层轻薄的绿装。接下来的日子里,天遂人愿,风调雨顺。到了古历的七月份,高密东北乡的广袤大地变成了绿色的海洋。虽然麦季颗粒无收,但只要不出意外,再过两个月,丰收的秋季足可以解决百姓一年的嚼谷。

    谁也不敢乐观,春天时神逝在胶河对岸的蝗虫们留下的巨大阴影,始终笼罩在高密东北乡上空。对蝗虫的恐怖像石头一样压着百姓的心,当然也压迫着我爷爷的心。

    在劫难逃。

    蝗虫们卷土重来那天,是农历的八月初九。那天阳光很好,天空很蓝,鸟儿很多。满坡的高粱都晒红了米。秋风吹拂,高粱前呼后拥,宛如大海的波浪。爷爷用木轮车往田里运粪,他一手扶住车把,另一手提着长鞭,便不时地抽一下在前头拉车的黑毛驴。推车送粪不用赶牲口的,这是爷爷的绝活,村子里只有他一个能,别人不能。爷爷推了几车粪,天已近正午。他突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拉车的黑驴也横冲直闯,不听招呼,好像被什么猛兽惊吓了似的。木轮车在驴子的斜拉下歪倒了。倒了车子,对爷爷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耻辱。他扔开车把,挥起鞭子,正要教训毛驴,忽然看到从西北方向的天空飘来了一片暗红色的厚云。爷爷心中一惊,手中的鞭杆落在地上。转瞬之间,那片红云便飞到了村子上空,又迅速地移到了田野上空。爷爷听到那团红云里发出了卡卡嚓嚓的巨响,好似甲胄磨擦之声。那团红云转了一会,好像进行地面侦察似的,然后,便猛然炸开,一天黄雨,万千金星,箭矢般落了地。眼前的一切,红色的高粱、金黄的谷穗、绿色的树木,都变成了刺目的红褐色。毛驴将硕大的头颅钻到车子下边,屁眼里呲呲地往外窜着稀屎。田野里有十几个农人惊慌失措地奔跑着,一边跑一边恐怖地喊叫着:回来了蚂蚱神回来了

    爷爷僵立着,像一棵枯死多年的树木。两行热泪从他的脸上淌下来。

    第一批是先头部队,随着它们的降落,大批的蝗虫源源不断地飞来。天空中翻滚着一团团毛茸茸的云,无数的翅膀扇动,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巨响。天空昏黄,太阳被遮没,腥风血雨,宛若末日降临。

    村人们惊魂稍定之后,纷纷跑到自家的庄稼地边,敲打着铜盆瓦片,挥舞着扫帚杈杆,大声呐喊,希望蝗虫们害怕,不要在这里降落。但蝗虫们根本不害怕,它们依然铺天盖地降落下来。数月不见,它们背上已生出发达的翅羽,后腿变得坚强有力,春天时柔软的肢体现在好像用铁皮剪成的一样。它们疯狂地啃嚼着,田野里响起急雨般的声音,满坡丰收在望的庄稼转眼间便消失了。

    爷爷说:春天时它们是往肚子里吃;现在它们不吃,只是咬,咬断就算完。前者是为了生存,后者仿佛存心破坏。见识过飞蝗之后,回想起春天时的跳蝻,才感到它们实在是温柔善良。

    天过早地黑了,大批的蝗虫还从西北方向往这增援。它们到底有多少部队?好像永远不会穷尽。偶尔有一缕血红的阳光从厚重的蝗云缝里射下来,照在筋疲力尽、嗓音嘶哑的人身上。人脸青黄,相顾惨淡。就连那血红的光柱里,也有繁星般的蝗虫在煜煜闪烁。

    入夜之后,田野里滚动着节奏分明的嚓嚓巨响,好像百万大军在操练。人们关闭门窗,躲在屋子里,忧心忡忡地坐着,连小孩子也不敢入睡。人们听着田野里的声响,也听着冰雹般的蝗虫敲打房顶的声响。村庄里的树枝卡巴卡巴地断裂着,它们被蝗虫压断了。

    第二天,人们费劲地推开房门,看到村里村外都被蝗虫覆盖了。片绿不存,连房檐上的枯草都被啃光。蝗虫充斥天地,俨然成了万物的主宰。既然它们把可吃的东西全都吃光了,村人们也就不害怕了。你们总不能吃人吧?!在爷爷的号召下,村民们被动员起来,与蝗虫展开了大战。他们操着铁锹、扫帚、棍棒,铲、拍、扫、擂。他们越打越愤怒,越愤怒越打。蝗虫啃草木充满了破坏的快乐;村民们打蝗虫充满了杀生的快乐,充满了报仇雪恨的快乐。但蝗虫是打不完的,人的力量却是有限的。死亡的蝗虫堆集在街道上,深可盈尺。被人的脚踩得格格唧唧响,黑汁四溅,腥臭扑鼻,令大多数人呕吐不止。

    爷爷说村里有个名叫五乱子的人在村头上点燃了一个柴草垛,烟柱冲天,与蝗虫相接;火光熊熊,蝗虫们纷纷坠落。村人们添柴加薪,增大着火势。柴草烧光了,就往里投木料,木料投完了,就卸下了家里的门板。为了与蝗虫斗争,我们的先人豁出一切。我们不求叭蜡发善心,不求刘猛显神威,要保护老百姓的庄稼地,全靠我们自己。人们还把那些死蝗虫用铁锹铲进火里去,于是油烟滚滚,恶臭冲天,几个老人当场晕倒,并且再也没有醒过来。

    十几天后,像来时一样突然,遍野的蝗虫消逝了。它们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只余下光秃秃的树木和坚硬的植物根茎在秋风里瑟瑟颤抖。

    蝗虫,这种小小的节肢动物,一脚就能捻死一堆的小东西,一旦结成团体,竟能产生如此巨大而可怕的力量,有摧枯拉朽、毁灭一切之势,号称万物灵长的人类,在它们面前,竟然束手无策,这里隐藏着发人深省的道理。

    蝗虫,这肮脏的昆虫,总是和腐败的政治、兵荒马乱的年代联系在一起,仿佛是乱世的一个鲜明的符号。这里同样隐藏着发人深思的道理。

    1927年高密东北乡的蝗灾,给爷爷们带来了灾难,但也给他们留下了关于这个世界的惊愕印象。爷爷们看到的仅仅是头上的一角天空,实际上,在这一年里,蝗虫像飓风一样横扫了山东大地,又波及了河北、河南、安徽数省,受灾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灾民数百万人。爷爷们亲眼目睹的情节已让我惊讶不止了,更令人惊讶的情景爷爷们没有看到。据一位在胶济铁路上当过火车司机的老人说:那一年,蝗虫伏在铁路上,累累如山丘,挡住了火车的去路,胶济铁路交通中断了七十二小时。

    我们只能想象那惊人的情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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