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丁丁哥哥,快来救我。丁丁哥哥却在一边的滑滑梯上盘旋而下,他看起来岁数比我还要小。然后我就不知道被谁绑在了旗杆上,我顿时觉得很安全,至少我不会再掉下来。这时候,校办厂里的阿姨们全都冲出来,所有人都在拿我试枪.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打的千疮百孔,但还是在想,你们千万不要打中我的绳子,否则我就掉下来了。那天的阳光是我从未见过的明媚,那是四十度烈日的光芒,却是二十度晚秋的和风,我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天气。
当我醒来,娜娜还没有下来。我看了看车上的电子表,发现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我瞬间清醒,甩上车门,快步上楼,走到刚才我看见她进去的那间房间。里面的大夫看了看我,问,你找谁?
我说,我来找刚才那个过来做产前检查的女孩子。
大夫一下子站了起来,问,你是她什么人?
我说,我是她朋友。
大夫忙说,快去找,我们也都要找,这个要找到的,卫生局也要登记监测的。
我说,我去找,她往哪个方向走,要监测什么?这以前干什么的你们也能查出来么?
大夫说,我不知道她干什么的,就知道出了这个门,她知道了检查的结果以后,她说她要去给她老公打个电话,让他也过来。后来人就不见了。这个一定要找到的,不光光是她自己的事情,还有肚子里的孩子,她不能跑的,要做病毒母婴阻断的,生的时候也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否则很容易被母体感染的,乳汁也是不能喂的,而且现在还小,不要也还来得及。小伙子,你快去追回来。
我刚要往门外跑,又被医生叫进去,问,小伙子,你也要检查一下的,你和她是什么关系?
我说,朋友,但我可能也要检查一下。
医生说,来,你也检查一下,本来是—批—批出结果的,今天我就给你单做一个结果。很快的,你等一下就行了。
我木然说,哦。
随后,我告诉医生道,我再说了,我先去追她,要不就跑远了。
我在这座江城来来回回耗掉了十多箱汽油,去了几乎所有的旅馆和桑拿,问了每一个餐厅和网吧,我再未找到娜娜。幸运的是,也许不幸的是,我自己未被感染。在寻找无果以后,我回到了我来的地方。两年以后,我正要出发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相信娜娜有我的电话号码,一定是我在洗澡的时候她偷偷拨的。中途的一个夜晚,我丢过一次手机,但是我一早就去等待着电信局开门补卡。这个电话的拨打者是一个女孩子,她说,有一个礼物要给我。
我说,快递给我。
她说,怕丢,不能快递。
我说,那就寄挂号信。
她说,会超重。
我说,那怎么办?
她说,我是娜娜的一个姐妹,她交代过,有一个东西要送给你。
我怕信号中断,马上到了屋外,说,娜娜在哪里?娜娜怎么样?她当时是怀孕的,后来怎么样?
电话里说,你的地址是哪里?娜娜说过,放心吧,给你的,都是好的。
我带着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孩子上路了。站在我故乡那条国道尽头的友谊桥上,在稀薄的空气里,从凌晨开始等待,我从不凝望过往的每一台汽车。1988的点烟器烧坏了,我向一个路过的司机借了火,但我不想在这个时刻再和任何陌生人言语,所以我只能一支接着一支抽烟,那火光才不会断去。自然的,我站在车外。几个小时后,香火终于断了,我俯身进车,捏了一把小家伙的脸说,我找找烟。打开了汽车的扶手箱,我掏到了在最深处的一个小玩意,取出来发现那是一只录音笔,我搜寻记忆,才想起那是娜娜扔在这台车里的。它躺在这里面已经两年,我接下播放键,居然还有闪烁着的最后一格电,娜娜轻唱着摇篮曲,我不知道是不是空气越稀薄,声音便传越远,还是空气稀薄的地方一定没有人烟和喧闹,我总觉得这轻微的声音在山谷里来回飘荡,我将录音笔拿起来,放在小女孩耳边,说,你妈。她兴奋地乱抓,突然间,歌声戛然而止,传来三下轻促的敲击化妆台的声音,然后是另外一个女声说道,娜娜,接客了。在娜娜回着哦的同时,这段录音结束了。我连忙抽回录音笔,观察着小家伙的表情,她似乎有所察觉,放下了小爪子疑惑地看着我。我将录音内容倒回到被中断前的最后一声歌声,然后按下录音键,摇下窗户,我想山谷里的风雨声可以洗掉那些对话,覆盖了十多秒以后,我把手从窗外抽了回来,刚要按下结束,小家伙突然对着录音笔喊了一声“咦”然后录音笔自己没电了。这是她第一次正儿八经说话,我曾一度害怕她不能言语。这第一声,她既不喊爸爸,也未喊妈妈,只是对着这个世界抛下了一个疑问。
天将黑的时候,我发动了1988,掉转车头,向东而去,如果它能够不抛锚,那么我离开海岸线还有五千公里。如果它抛锚了,那么海岸线离开我还有五千公里。也许我会在那里结识一个姑娘,有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会是一个全新的地方。但我至少等待过,我知道你从不会来,但我从不怀疑你彼时的真心,就如同我的每一个谎言都是真心的。但这一次,我至少是勇敢的,我承认的朋友们也会赞许我的行为,因为他们都会是这样的人,你也许会为我流泪,但也许心中会说,你太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