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对杨马娃的一顿板子,彻底划开了我和同伴、同学之间的界线,那些心存侥幸企图开我的玩笑的人,那些想试试新上任的先生的脾气软硬的人,全都得出了自己应该得到的结论,学堂里的秩序按照父亲过去的模式继续下来了。
杨马娃退学了。挨打的当天后晌,他就没有再来上学,扛着撅头跟他爸上坡挖地去了,迅速地从村子各个角落反馈到我耳朵里的反应,却是绝对的一边倒。没有任何人同情杨马娃,听说连他爸也骂他不知深浅。执事杨步明当天下午跑到学校,给我撑腰:“打得好!念了几年书,连个礼性儿也不懂,没有一点规矩!不打的话,明日该翻天了!”他故意用大声说话,让那些坐在学堂里的娃娃都听见。不光执事杨步明,几乎所有送子入学的庄稼人,在我来去的街巷里,一律支持我动板子的举动。不过,我心里明白,不尊师长的越轨行动是不会有人同情的,所以并不觉得意外。
对杨马娃的退学,我也不觉得遗憾。按照我爷爷在这个学堂里开创的独特的教程(后来又经过了我父亲的补充),启蒙生从一二三四五开始识字,然后学百家姓,中年级学七言杂志,大约三年时间。附加的课程是珠算,先学加减,后学九归。三年时间里,那些穷庄稼汉的后代,学会了日常生活惯用的杂字,会打一手算盘,就走出学堂跟他们的父兄做庄稼去了,或者到西安某个铺店、作坊当相公(学徒)去了。留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富裕户的子弟,接着就开论语,步步深造。这一套教程,从爷爷创立,颇受庄稼人欢迎,可以说贫富皆宜,有普及也有提高,照顾了“面”又保证了“点”杨马娃早该退学去做庄稼或当相公去了,只是生得矮小,父母疼其体力不支,就叫他在学堂多混几年迟早是要走的。
两月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秩序正常,执事杨步明对我父亲几次夸赞:“栽培有方!”父亲自然很欣慰。我的自我感觉也甚好。我从村中走过去时,可以踏出缓急有致的脚步了,再不紧张了。我在教桌前端直坐一晌,看书或授课,不再觉得腰酸腿困了。人说,我活脱就是二十年前我爸的原样儿!连脾气也跟我爸一模一样了。
我也意识到我的脾性儿变了。我小时爱笑,妈说我长了一副笑面菩萨的脸儿,而且一笑脸颊上就有两个酒窝,我爸为我的爱笑没少训过我,说我长了一副没楞角的脸,尤其讨厌我脸上的那两个倒霉的酒窝现在,我改掉爱笑的毛病了,酒窝自然也就极少出现了,我面对一伙性格各异的学生,没有威慑的力量是不行的,父亲说绝不能跟学生嘻嘻哈哈,笑了就失掉威势了。另一个不便说出口的原因,我自打媳妇一娶进门,就笑不出来了。
她是坐着轿子来的,在伴娘的搀扶下走进厢房,我一把揭开她的盖脸的红布,狂跳着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再也跳不起来了。我实在无法预料,父亲会给我娶回来这样一个媳妇。当然,父亲那种奇特的理论,我不敢顶撞,想想我现在在杨徐村的地位,想到徐家三代人在杨徐村所树立的威望,我觉得心里十分沉重,我不能给祖先丢脸,更不能耽于女色而使徐家的门楼上的“读耕”精神毁断于我手,这个女人的位置和比重一下子给划开了。
我从学堂放学回家,她就怯怯地招呼我:“先生,用饭。”她从来也不敢正眉正眼地看我的眼睛。当我发觉她在注视我的时候,我一回头,她立即把眼光避开了。她不会撤娇,只会烧火、洗锅、刷碗、缝衣、做鞋。我不说话,她也不说话,大约是怕说得不合适,我见了她就没有话说了,所以小厢房里总是静悄悄的。
配偶的不甚称心和夫妻感情的不甚融洽,为新承担的教书工作的热情和兴味所冲淡,我觉得十分喜欢教学。这一方面的如愿与另一方面的不如愿掺和着,我就这么过,也没有感觉到活不下去,生活虽显得古板,却也平静。
我的平静的心境突然被打破了!
这天放学时,天下着雨,大雨点子在院子的积水上打出一片白花花的水泡。大学生们不顾雨大路滑,缩着脖子跑出学堂去了,院子里响起一阵杂乱的噗哧噗哧的脚步声,只有几个小娃娃躲在门口的房檐下,不敢出去。我站起来,舒展一下腰身,走到房檐下,劝那几个小娃娃再等一会,雨住了再走。这时候,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走进学堂院子来了,撑起的红纸雨伞遮住了她的头脸。我却早已认出,这是杨龟年的二儿媳妇。我返身走回学堂,在椅子上坐下。
这个女人走到学堂门口,她的儿子已经扑到她的膝前,抱住了她的腰。她一面摸着孩子的头,笑容可掬地说:“把这把伞给你先生送去,你跟娘打一把伞行了。”
我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推辞,要她和孩子一人打一把伞,我到雨住了再走。她的儿子把伞放到桌子上,跳出门,她牵着他的手,转身走了,在院子的泥水里,小心地挑选可以下脚的地方,走出院子去了。剩下的三五个小娃娃,大约估计到他们的父母不会送洋伞或草帽来,就冒雨跑了。
学堂里静下来,剩我一个人,看着桌子上那把红色油漆纸伞。我拿起伞掂掂,却嗅到一股淡淡的香味,那是脂粉一类东西的诱人的气息。我坐在椅子上,眼前浮现着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如果不是这样近距离地看见她的眼睛,我真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好看的眼睛。她穿一件紫红旗袍,披着卷发,细皮嫩肉,不过二十四五岁,旗袍紧紧包裹着丰腴的胸脯和臀部。我突然奇怪地想,如果我有这样好看的一个女人,难道真的就会荒废学业了?
雨小了,漾漾的雨雾从浓密的树梢笼罩下来,院子里昏暗了。我最后看了那把红伞一眼,终于没有用它,锁上门,走回家去。
大约过了十天,或者半月,她牵着孩子的手走进学堂来了。站在我的教桌前,斥说儿子想逃学,她把他亲手牵来了。我让她的儿子归坐。她却不走,从腰间摸出一块纸,摊开在我眼前的桌子上,问:“徐先生,这个字怎样念?”
我一抬头,发觉她并没有瞅字,而是瞅着我的眼睛,那眼里有一种令人动心的神色。我忙回答了那个字的读音,就把脸避开了。她笑笑,说声“劳驾”就走出门去了。
从这以后,每当我从杨龟年家门楼前走过的时候,就忍不住扭头瞥一眼那深宅大院了。往昔里,我和父亲一样,是不屑于瞅一眼这角亭式的阔绰的门楼的。瞥一眼,其实什么也没有看到。这一天,终于在门口撞见她了。我向她点一下头,就走过去了,她却又叫了一声:“徐先生——”我停住脚,转过身。
“孩子肚子疼,后晌不能上学了。”
“那好。让娃儿在家养息。”
“缺下课”
“娃儿病好了,我给补。”
“真麻烦你了!”
“不客气。”
我回到家中,那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在我眼前忽闪飘浮;我在学堂,那两只眼睛又在字行间闪眨
这天晚上,我回到家,看见父亲脸色不悦,从地里犁地回来,把犁杖重重地磕摔在台阶上。他回到家中,已经和大伯二伯一样亲身躬耕了。是累得心生烦躁了吗?
直到夜深人静,大伯二伯和堂兄弟们都睡定了,父亲终于把我叫进上房里屋,关了门,压住声儿,严厉得怕人:“你和那个臭婊子有啥好说的?嗯?”
我像当头挨了一砖,眼前都黑了,说:“她给孩子请假”
“我不要你回话!”父亲站起来,可怕的鹰一般的眼睛“我只想给你说一句,那个婊子再找你搭话,你甭理识!那是妖精,鬼魅!你自己该自重些!”
我低下头,简直无地自容,好像我已经和那个女人真有过什么苟且之事,其实不过就是说了二三次话,都是说的关于她的孩子念书的事,每一次也都是那么简单的几句。我想分辩,解释,不光是父亲盛怒之下,难于容纳,而是我自己感到有口难张,羞于启齿了。
“走吧!”父亲负气地一摆手。
我不知是怎样从父亲住的上房里屋回到自己的厢房的。躺下之后,怎么也睡不着,心里烧躁憋闷,脑袋嗡嗡响。
这个女人,是杨龟年的二儿子在河南娶下的小老婆,因为战事吃紧,送回老家来了。杨龟年压根儿不知道儿子在外已经娶下小婆娘,气得吹胡子瞪眼,无奈那女人引着一个可爱的小孙孙,毕竟是杨家的后代,才收容下来,心里却见不得这个操着异乡口音的女人。那个经明媒正娶的大婆娘对于这个妹妹,更是恨入牙根了。这个女人在杨家,没有援助也没有同情,活得没滋没味儿,村里人说她夜夜都偷着哭哩!村里人不明底细,纷纷传说,杨龟年的二儿子从河南送回来的洋婆娘,是抢霸的一位良家女子;有的却说得截然相反,说她原本是开封府里一家妓院的窑姐儿云云。
无论父亲的态度怎样生硬,叫人难以忍受,但冷静之后,我就不能不暗暗慑服父亲那洞察细微的眼睛,我虽然没有和那个洋婆娘有任何拉拉扯扯的事,可从心里反省,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确实弄得我有点神不守舍。如果不是父亲警告,长此下去,即使不会发展到做出什么有损门风的丑事,也极其危险,任何一点半句风言浪语都可能毁了我,毁了父亲,毁了徐家几代人守节持仪所建树起来的家风父亲直接砸向我脑门的这一砖头是狠的,也是及时的。
我的心在收缩,被那个洋女人搅起的一缕纷乱的云霓,消散了。我再也不理睬那个被父亲骂作妖精鬼魅的女人,甚至连村中一切年龄尚轻的女人也都一概不予搭理。我不能让桃色亵渎徐家贞节的门楼
杨徐村解放了,人民政府给杨徐村派来三位先生,真是令我大开眼界。他们穿四个兜的短褂,戴着八角制帽,废止了我的教程,给学生发下西北军政委员会编的课本,设语文和算术课,另开音乐、体育和图画,其中一位年轻的女先生,教孩子唱歌,张着嘴唱呀唱,令我目瞪口呆。
我自动辞职了。没有办法,我不会算术,连那些阿拉伯字也没见过;语文科的新课本,虽然是浅显通俗的白话文,我却教不了。我离开了那个祖孙三代执教的学堂,让位给那三位新派来的新先生了,跟父亲去种地。我的蓝袍脱下来了,做务庄稼穿它太不方便罗!
半年后,一天后晌,我和父亲在村西的官道边的田地里翻耕靠茬地,乡政府的通讯员送来一张通知,要我到城南的师范学校去进修。去不去?敢去不敢去?该去不该去?我拿不定主意,不知该怎么办。父亲也拿不定主意,自从那三位新先生进入杨徐村,父亲不只一次地讥诮说:“蹦蹦跳跳,行走唱唱喝喝,男女不分,见谁都想搭话,啥好先生的样子!”现在他明白,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先生肯定都是那个样子,我将来也可能就是那个样子,他拿不定主意了。为此事,他专门走访了一回县教育科,回来后就拍了板:去!
临行的前一晚,我坐在父母住的上房里屋里,悉心听取父亲的临行教诲,怎样和先生说话,该当如何与同窗相处,远离家乡,一切都需自己检点。母亲又接着叮嘱生活上的琐屑事,忌食生冷食物,加减衣服要注意。我的那位媳妇呆呆地站在一旁,惶惶不安的样子,一直没有插嘴,这时问了一句:“我该给先生准备哪件衣服出门?”
我一愣。这是一个暂时被父母连同我自己都忽略了的事,该穿短褂呢?还是长袍?我想了想,没有主意。看看母亲,母亲又瞅瞅父亲,看来也是不知该穿哪样才合适。父亲正在桌上磨墨,沉思一下,抬起头来,对我说:“穿蓝袍。”
我有点疑惑:“爸,我看咱村来的那三个新先生,都没穿长袍。解放了,不兴穿长袍了。”
“解放了,没听说不准穿袍子!”父亲讥诮地说“你看那三位洋先生,穿个短褂儿,又那么短!前裆后臀无遮无盖,有失大雅。为人师表,成何体统!”
结论定局了,穿蓝色长袍,我的媳妇就退出去,准备我明日的行装去了。
父亲已经磨好墨,拔开毛笔帽儿,在砚台盖儿上再三的顺着毛笔尖,然后猛然悬起手腕,在一张硬纸上写下两字:慎独。等得墨迹干涸,交到我手上,严厉而又含蕴不露地瞅着我。我双手接住那父亲题示的嘱咐,夹在那只折迭小皮夹里,装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表示一定要在远离父亲的陌生的环境里,一切都谨慎行事,尤其是独自一人,不在父亲的视觉之内的地方
第二天晨曦中,我背着行装,上路了。走出村子好远的时候,我一回头,隐约看见村口的大路边,兀然站着父亲的高大的身影,因为背向从东山泛出的晨光,他像一截黑幢幢的古塔巍然不动
我转过身走了,心里忐忑不安,脚步也有点慌匆,等待我的那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无法具体想象无论如何,这次出门,成了我一生中的第一次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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