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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还有我们的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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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利安回来有七天了，学期已经开始，他却请了病假。
这天，田鼠在厨房对裘利安说，郑教授去火车站接他夫人，她刚从北京回来，带了好多行李，说是亲戚朋友送的礼物。
“回来了。”裘利安话不是答也不是问，他找牛奶喝。中国牛奶和饮水，都得消毒。田鼠已知道他的习惯，喜欢凉牛奶，一口喝半杯。每天早早将新鲜牛奶煮沸，放在那里冷却。
系主任夫人看上去年轻了十来岁，粉嫩得很。田鼠说。必是敬菩萨拜佛得福了，我在校门口碰见的，客气得很，还给我打招呼，问你假期到哪里去了？
裘利安端着茶碗回卧室，他也染上中国人每天不断茶的习惯，而且专爱龙井一类的，淡雅清纯，不像英国人喝的大吉岭茶，赛如香料。他真正讨厌田鼠，是从这一刻开始的，巫师看上去狡猾，但只是外表如此；田鼠则相反，样子老实忠厚，却到处乱窜，什么都感兴趣。
这家伙他妈的混蛋。裘利安咒骂道。
他的中文足够解雇这家伙，重新雇一个称心如意的仆人。不行，仆人能说英文，很难找。田鼠和巫师都是校里特地为他找的。这儿每个人都对他说英文，他现在只会说三百个不到的中文词，能听懂多一些，差不多是个哑巴。
从北京回来，裘利安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精疲力竭，真是精疲力竭，他原以为自己是“战神”火星，身强力壮，对付女人能征惯战，从无餍足。怎么会这么不堪一击？他的症状有点像流感，头晕，无力，没胃口，也睡不好，只能醒着干瞪眼。
他至今还没学会房中术，这不是由于他的无能，而是文化差别。一个民族文化很难与另一个民族文化交流，交合多少次也无用？
他让仆人特别去集市挑了两棵梅，开金花的东方梅，春天近了，容易活。按理说，他应该去花园瞧瞧，谢一下两个仆人才是，田鼠说梅树能煞桃树的妖气。可他就是没心思这么做。从小喜欢衣衫不整，现在头发胡须也不理不睬，任其发展。他哪儿都不想去，总是躺在床上，经常是朝墙，也就是背门而卧——的确很累，同时他也想大脑静静，好好想一些事。
但是他发现自己全部时间想的，却是闵什么时候回来？现在他强烈意识到，她“回来”不会回他这个家。不过走十分钟路就到他这儿，至少感觉上近了。他在心里想她这一刻会在做什么，会想她吗？他打开窗子，往她住的方向看一眼，便觉得心里好受一些。
她的火车票比他晚七天。是她的安排——不是为了怕嫌疑，而是无法忍受两人一起坐一天一夜车，目光相对，却不能靠近。裘利安认为她这安排有道理，从另一方面看，她能控制，也是好事。
裘利安在火车上度过的二十四个小时，准确地说，火车走了二十七个小时，回来的这段独居时间，越来越让他明白他陷入之深。现在不是一个从身边推开女人的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从心里推出闵。
母亲的信摆在桌子上，他给母亲写信的密度，又回到每星期至少两封长信。详细讲一切，像请母亲看他的日记一样。这次北京之行，事情发生得又急又密，在北京写信时间不多，没有可能把所有的细节全讲。现在讲，倒是一个回头看一下的机会。但是，他发现，以前他与母亲亲密无间，没有禁忌，现在却有很多不便讲的事情了。
母亲若收到闵送的那些中国最漂亮的丝缎，一定会惊喜，一定会让丝缎挂满她的画室，高高垂落下来，不停地对朋友客人说，瞧，这是裘利安从中国寄来的，瞧，来摸摸这平滑舒适，这些东方奇异艺术品，就够让整个布鲁姆斯勃里记住他了。他很希望闵喜欢母亲，更希望母亲喜欢闵。
他走到窗前，关上窗子，可是没隔两分钟，他便推开了一点窗，让风吹拂他的身体。能看到的视野里没有闵，这种既想见到她，又怕见到她的心情，糟透了。她一回来，他们不可能像寒假前那样无邪地相处，也不可能像在北京那样自由。而且，由此，就无法不讨论他们一直不讨论的事——把关系正式化：离婚，结婚。而在这之前，就得明确表示专一的爱情。
仅剩下的另一个方案是，从此不理睬这个女人，而这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事。
第一批矢车菊冒出了头。山上的水仙都开了，这种英国到处都可见到的花，通常种得整整齐齐，在这里却只在水塘边小溪畔。
裘利安突然对闵的分开走，明白她的安排可能另有想法：闵可能因为北京新月社朋友一大堆，不可能不见，就推迟了时间。尤其是中国的新年，她不能不摆出清白，进行社交。他感到自己受了冷落，又在生病，于是给母亲写的信中吐着怨气：“放心，不会结婚，结婚将是大灾难。”母亲读信会站在他一边，母亲总是担心他多情而糊涂，最后做错决定。写了这句话，他感到又有了自由。他能够平心静气地想念闵了。就算是她不在意我，我在意她，也没有什么不妥的？裘利安自嘲地笑了，他哪像以前那个自己：冷酷，无心肝！
信寄出第二天，他收到母亲一封信。不是对他的男女之事有所评论——她总是很高兴他能享受人生。而是一件他几乎忘却了的事——他的书稿。
他评罗杰弗赖思想的美学论文，与c台路易士论辩的“无产阶级与诗”与福斯特讨论的“战争与和平”通过母亲转给伍尔芙夫妇，想在他们开的荷加斯出版社出版，弗吉妮娅阿姨拒绝了。在电话里母亲朝阿姨发了脾气，来信中只是安慰了他几句。但是他怀疑是弗吉妮娅又在与母亲闹别扭。
房子连着一个大花园，父亲克莱夫在喊什么，大约在问咖啡壶在何处？弗吉妮娅阿姨则在房子里写什么；母亲心不在焉地在花丛中沉思，被叫喊声弄得抬起头来；母亲的男友邓肯则晕头转向地溜达，身上这儿打个结，那儿扎个带。这种和谐恐怕再难有了。
猜想又是阿姨的小说奥兰多里那个原型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阿姨会疯狂地爱上女人，心里却在嫉妒母亲，最吃酸的是母亲为他这个儿子骄傲的神色。这两个有名的布鲁姆斯勃里女性，对外是最完美的姐妹关系，但依然逃不了最简单的人与人之间免不了的纠葛。
他现在明白，虽然他在中国当堂堂皇皇的教授，实际上没有明确的专业。他想兼任第二代布鲁姆斯勃里诗人和政论家。两年前，他的诗集冬之动出版后，受到朋友和家人不少鼓励，弗吉妮娅阿姨还写了两封长信仔细推敲评论，但是报刊回响很少。
在欧洲思想界风潮推动下，他对很多问题——美学，政治，文学与政治都很关心，转向评论。他的几篇长文都以长辈为论战对象，他的父辈很年轻时，比他还年轻时，就是绝对狂傲包揽天下的，一写就是大题目：莫尔伦理学原理，列奥纳德姨夫的社会主义与合作运动，父亲的文明论，凯恩斯的货币论，福斯特的“演讲”小说面面观，都是垄断一个学科的伞状巨著。这个压力使他坐立不安。竟然这些人并不想赏识他们集团的子辈的挑战。
好吧，他想，你们英国老牌自由主义者，终将被取而代之，你们敢为自由主义而同性恋，或反战。我们新的自由主义者敢尝试，甚至学会东方房中术，敢为理想主义而到东方打仗，咱们走着瞧！
但是，这桩被他最亲密的家人退稿的事，依然刺痛了他的自尊心。发狠之余，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成为一个布鲁姆斯勃里的人物，难道他没有父辈的智慧？还是时代不再需要这种知识分子？或许，他想，我还是应当好好写诗。他相信他的现有诗作，某些应当能够传世。
这个早春，裘利安已经二十八岁。他刚享受了人生最大的福气，使他回味不止；但是与这个中国女人的关系，当他不得不正视时，却越想越复杂；而此时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一生事业，更觉得彷徨不知所措。
有可能，他只是不习惯这么想念一个女人，由爱生怨，反而变成了这样那样的不满。凉风一吹，他打了一个喷嚏。身体变得娇气？生病就更虚弱。他楼上楼下转悠着，像个被惊动的鬼魂。转悠累了，斜躺在床上。
忽然，他感觉闵的气息在他的房子里了，他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正是傍晚太阳刚下山，还未上灯时分。裘利安想，幸亏今天他感觉好一点了，没躺在床上。他听得见闵轻巧的脚步声，一步一步上楼。
闵是听说他生病，送药来了。见裘利安衣衫不整，头发乱蓬蓬地站在卧室门口，就当着仆人的面请他快回床上去。她还带来一张从北京朋友那儿找来的唱片阳关三叠。她说“睡下听吧。”他只得乖乖地睡到床上，盖得严严的，看着闵在房子里忙东忙西，走来走去，他突然觉得，这真像一个家，一个他自己的温暖的家。他让闵放唱片，她就把片子从纸壳里取出，放到盘上放起来。
听着听着，他就睡着了。从北京回来后，第一次睡得这么好，也不知闵什么时候离开的？
第二天，裘利安很晚才醒来，太阳升过屋顶。闵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做好了汤、稀饭、菜，都是除了油腻，对感冒有效，讲究营养的。她就像对待家里亲人一样，关心仔细，但保持距离。仆人上上下下随她差使，他们非常听这个系主任夫人的话，她的举止十分自然。她专心致志，也不关心其他事，甚至一句不提北京的事，也没一句亲热的话，她是真在意他的身体健康。
裘利安有点埋怨地看着她。闵好像看出他在想什么，说：“中国人说，病来如山崩，病走像茧抽出生丝。”
她莫非是在讽刺我？不过不同文化总会从话里听出不同的象征。
她继续说：“人得顺其内心，凡事都好商量。也会有好结果。道就讲心平气和，顺其自然才是真智慧。”
但她是言不由衷。裘利安明白，她只是想表现她的耐心。闵回青岛后来探望裘利安的这几天，他的思想一直在转圈，他弄不清楚自己是在惩罚这个爱着自己的女人呢，还是在惩罚自己？也弄不清楚他是不是阳气被吸光，不再有性欲。以前性欲没满足，妨碍他判断爱情；现在没有性欲来判断爱情：纯的爱情，似乎更难。惟一无可置疑的是，他无法否认他想闵，只是不知如何解释这种一生也没有过的苦甜相混的滋味。
几天之后，他完全病愈，坐在客厅沙发里，闵才提起他们之间的事，她没问裘利安想不想她，她只是说，与裘利安分开七天，就像七年。说完这话，泪水涌满她的眼睛。她调开头去，手堵住嘴，努力忍住。
裘利安很想一把将她抱在怀里。但他控制住自己，他在心里演习这个摊牌时刻已经很久，暂时不愿冲回到神志疯狂的爱情里去，尽管在那里他非常快乐。他是从闵的眼神中，看出她爱他，爱得很深，而且是超出性欲的爱。他觉得害怕这种眼神，他还不能作出不可挽回的决定，也未想出意义模糊的得体话。
这时，她转了话题，说她见了一些朋友，行李太多，主要是她决定挑选一些做闺女时穿的那些鲜亮衣服，因为裘利安喜欢：有水袖，有布扣，有镶边的旗袍，大都是民国初年那些过时的样式，但对裘利安可能不过时。
裘利安觉得她玩爱情这套游戏明显比他高明。他说“那就太好了。”
由于仆人不在，闵渐渐朝他靠近，但是没有真正碰到他。她仰起脸一动不动地看他，她浑身上下都洋溢着爱，就对他一人。
他从来没见过一个人，有如此强烈的感情。这使他感到很不安，他就害怕女人爱上。爱上，会彼此制造痛苦，结果无聊透顶，起码以往他的经验是这样。但如果不爱呢？就不会浪漫，会有他们在北京那么强烈的性快乐吗？
结论是：爱到一定程度就够了。
余下的问题：让爱情停止在什么程度？而且又让对方同意停止在那个程度上。
他满脸迷茫的神情，使闵坐了回去，现在是她看着他忧心忡忡的样子。
裘利安的感冒好了，重新上课。但他还是未痊愈，有些症状未消尽，这样闵还是常以看病的名义来。关于他俩的事，闵尽可能不谈，好像知道他怕说清楚。不清楚双方都有自由，还可随意决定继续，或是不继续。现在的局势已经弄到他无法单独决定，他几乎想写本讽刺自己的小说，现成的标题：哈姆雷特在中国。
这天闵走进房间，在桌旁沉静了一会儿，突然说：“如果你再不到花园里去坐一坐，我就把这两个花瓶扔到窗外山沟里去。”她一手抓一个瓷花瓶，她的威胁使他笑了。
她没笑，但把花瓶小心地放回桌上。“若你生病我可常来，这正是好借口。但一直生病下去，对你身体损害太大。”言下之意，闵对他的“病”心里是知晓的。这时，是不得已才向他点明，她看来要说什么。
他们来到花园里坐着，仆人送来茶和点心。两株梅生机盎然，裘利安瞧着，便觉心情好多了。闵今天的脸色，不像以前那样一味娇纵他，而是有一种决心。在花园里，闵低声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时间方案。”
裘利安马上就明白了，闵指的是什么：既然他不愿明确表示爱情和结婚意愿，她想先维系他能接受的“私情”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使两个鬼精的仆人不至于晃荡在眼前，他的私人生活被干扰，但他的生活又缺不了他们。除非和闵上山里去野合，暖和的季节还未到，不存在这诱惑的危险。
他沉默，就是让闵说。闵站了起来，在花园很烦躁地走着，脚上的高跟皮鞋和玫瑰红的衣裳，使她看上去比平日高，袅袅婷婷。她穿什么都好看，什么颜色都适合，只是玫瑰红太性感，特别是在阳光下，而且婚前的衣服现在穿，紧了些，就勾勒出诱人的身材。
从外表看上去，她是有点娇弱不堪的。她停下来，转向他。
她的声音很轻很慢，但表达得一清二楚。与他在一起，尤其是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几乎天天说英语，她的英语已经与初相识时完全两样。
她的方案非常简单，但大胆：裘利安早上让两个仆人都去买菜，九点后回来。她丈夫作为系主任八点在办公室，她在这个时候到裘利安的房子来。有一个小时安全时间。
她的脸绯红，但不是害羞，而是觉得受到委屈和冷落。裘利安有意保持距离，已经使她忍受到了极限。他知道她此时的心情：她从北京到家没几个小时，就来探望生病的他，她以为他会不顾一切地重续北京的狂热，她不能肯定他爱她，但至少没什么理由中止他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现在她只能主动要求上床，这是她的最后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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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田鼠在厨房对裘利安说，郑教授去火车站接他夫人，她刚从北京回来，带了好多行李，说是亲戚朋友送的礼物。
“回来了。”裘利安话不是答也不是问，他找牛奶喝。中国牛奶和饮水，都得消毒。田鼠已知道他的习惯，喜欢凉牛奶，一口喝半杯。每天早早将新鲜牛奶煮沸，放在那里冷却。
系主任夫人看上去年轻了十来岁，粉嫩得很。田鼠说。必是敬菩萨拜佛得福了，我在校门口碰见的，客气得很，还给我打招呼，问你假期到哪里去了？
裘利安端着茶碗回卧室，他也染上中国人每天不断茶的习惯，而且专爱龙井一类的，淡雅清纯，不像英国人喝的大吉岭茶，赛如香料。他真正讨厌田鼠，是从这一刻开始的，巫师看上去狡猾，但只是外表如此；田鼠则相反，样子老实忠厚，却到处乱窜，什么都感兴趣。
这家伙他妈的混蛋。裘利安咒骂道。
他的中文足够解雇这家伙，重新雇一个称心如意的仆人。不行，仆人能说英文，很难找。田鼠和巫师都是校里特地为他找的。这儿每个人都对他说英文，他现在只会说三百个不到的中文词，能听懂多一些，差不多是个哑巴。
从北京回来，裘利安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精疲力竭，真是精疲力竭，他原以为自己是“战神”火星，身强力壮，对付女人能征惯战，从无餍足。怎么会这么不堪一击？他的症状有点像流感，头晕，无力，没胃口，也睡不好，只能醒着干瞪眼。
他至今还没学会房中术，这不是由于他的无能，而是文化差别。一个民族文化很难与另一个民族文化交流，交合多少次也无用？
他让仆人特别去集市挑了两棵梅，开金花的东方梅，春天近了，容易活。按理说，他应该去花园瞧瞧，谢一下两个仆人才是，田鼠说梅树能煞桃树的妖气。可他就是没心思这么做。从小喜欢衣衫不整，现在头发胡须也不理不睬，任其发展。他哪儿都不想去，总是躺在床上，经常是朝墙，也就是背门而卧——的确很累，同时他也想大脑静静，好好想一些事。
但是他发现自己全部时间想的，却是闵什么时候回来？现在他强烈意识到，她“回来”不会回他这个家。不过走十分钟路就到他这儿，至少感觉上近了。他在心里想她这一刻会在做什么，会想她吗？他打开窗子，往她住的方向看一眼，便觉得心里好受一些。
她的火车票比他晚七天。是她的安排——不是为了怕嫌疑，而是无法忍受两人一起坐一天一夜车，目光相对，却不能靠近。裘利安认为她这安排有道理，从另一方面看，她能控制，也是好事。
裘利安在火车上度过的二十四个小时，准确地说，火车走了二十七个小时，回来的这段独居时间，越来越让他明白他陷入之深。现在不是一个从身边推开女人的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从心里推出闵。
母亲的信摆在桌子上，他给母亲写信的密度，又回到每星期至少两封长信。详细讲一切，像请母亲看他的日记一样。这次北京之行，事情发生得又急又密，在北京写信时间不多，没有可能把所有的细节全讲。现在讲，倒是一个回头看一下的机会。但是，他发现，以前他与母亲亲密无间，没有禁忌，现在却有很多不便讲的事情了。
母亲若收到闵送的那些中国最漂亮的丝缎，一定会惊喜，一定会让丝缎挂满她的画室，高高垂落下来，不停地对朋友客人说，瞧，这是裘利安从中国寄来的，瞧，来摸摸这平滑舒适，这些东方奇异艺术品，就够让整个布鲁姆斯勃里记住他了。他很希望闵喜欢母亲，更希望母亲喜欢闵。
他走到窗前，关上窗子，可是没隔两分钟，他便推开了一点窗，让风吹拂他的身体。能看到的视野里没有闵，这种既想见到她，又怕见到她的心情，糟透了。她一回来，他们不可能像寒假前那样无邪地相处，也不可能像在北京那样自由。而且，由此，就无法不讨论他们一直不讨论的事——把关系正式化：离婚，结婚。而在这之前，就得明确表示专一的爱情。
仅剩下的另一个方案是，从此不理睬这个女人，而这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事。
第一批矢车菊冒出了头。山上的水仙都开了，这种英国到处都可见到的花，通常种得整整齐齐，在这里却只在水塘边小溪畔。
裘利安突然对闵的分开走，明白她的安排可能另有想法：闵可能因为北京新月社朋友一大堆，不可能不见，就推迟了时间。尤其是中国的新年，她不能不摆出清白，进行社交。他感到自己受了冷落，又在生病，于是给母亲写的信中吐着怨气：“放心，不会结婚，结婚将是大灾难。”母亲读信会站在他一边，母亲总是担心他多情而糊涂，最后做错决定。写了这句话，他感到又有了自由。他能够平心静气地想念闵了。就算是她不在意我，我在意她，也没有什么不妥的？裘利安自嘲地笑了，他哪像以前那个自己：冷酷，无心肝！
信寄出第二天，他收到母亲一封信。不是对他的男女之事有所评论——她总是很高兴他能享受人生。而是一件他几乎忘却了的事——他的书稿。
他评罗杰弗赖思想的美学论文，与c台路易士论辩的“无产阶级与诗”与福斯特讨论的“战争与和平”通过母亲转给伍尔芙夫妇，想在他们开的荷加斯出版社出版，弗吉妮娅阿姨拒绝了。在电话里母亲朝阿姨发了脾气，来信中只是安慰了他几句。但是他怀疑是弗吉妮娅又在与母亲闹别扭。
房子连着一个大花园，父亲克莱夫在喊什么，大约在问咖啡壶在何处？弗吉妮娅阿姨则在房子里写什么；母亲心不在焉地在花丛中沉思，被叫喊声弄得抬起头来；母亲的男友邓肯则晕头转向地溜达，身上这儿打个结，那儿扎个带。这种和谐恐怕再难有了。
猜想又是阿姨的小说奥兰多里那个原型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阿姨会疯狂地爱上女人，心里却在嫉妒母亲，最吃酸的是母亲为他这个儿子骄傲的神色。这两个有名的布鲁姆斯勃里女性，对外是最完美的姐妹关系，但依然逃不了最简单的人与人之间免不了的纠葛。
他现在明白，虽然他在中国当堂堂皇皇的教授，实际上没有明确的专业。他想兼任第二代布鲁姆斯勃里诗人和政论家。两年前，他的诗集冬之动出版后，受到朋友和家人不少鼓励，弗吉妮娅阿姨还写了两封长信仔细推敲评论，但是报刊回响很少。
在欧洲思想界风潮推动下，他对很多问题——美学，政治，文学与政治都很关心，转向评论。他的几篇长文都以长辈为论战对象，他的父辈很年轻时，比他还年轻时，就是绝对狂傲包揽天下的，一写就是大题目：莫尔伦理学原理，列奥纳德姨夫的社会主义与合作运动，父亲的文明论，凯恩斯的货币论，福斯特的“演讲”小说面面观，都是垄断一个学科的伞状巨著。这个压力使他坐立不安。竟然这些人并不想赏识他们集团的子辈的挑战。
好吧，他想，你们英国老牌自由主义者，终将被取而代之，你们敢为自由主义而同性恋，或反战。我们新的自由主义者敢尝试，甚至学会东方房中术，敢为理想主义而到东方打仗，咱们走着瞧！
但是，这桩被他最亲密的家人退稿的事，依然刺痛了他的自尊心。发狠之余，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成为一个布鲁姆斯勃里的人物，难道他没有父辈的智慧？还是时代不再需要这种知识分子？或许，他想，我还是应当好好写诗。他相信他的现有诗作，某些应当能够传世。
这个早春，裘利安已经二十八岁。他刚享受了人生最大的福气，使他回味不止；但是与这个中国女人的关系，当他不得不正视时，却越想越复杂；而此时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一生事业，更觉得彷徨不知所措。
有可能，他只是不习惯这么想念一个女人，由爱生怨，反而变成了这样那样的不满。凉风一吹，他打了一个喷嚏。身体变得娇气？生病就更虚弱。他楼上楼下转悠着，像个被惊动的鬼魂。转悠累了，斜躺在床上。
忽然，他感觉闵的气息在他的房子里了，他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正是傍晚太阳刚下山，还未上灯时分。裘利安想，幸亏今天他感觉好一点了，没躺在床上。他听得见闵轻巧的脚步声，一步一步上楼。
闵是听说他生病，送药来了。见裘利安衣衫不整，头发乱蓬蓬地站在卧室门口，就当着仆人的面请他快回床上去。她还带来一张从北京朋友那儿找来的唱片阳关三叠。她说“睡下听吧。”他只得乖乖地睡到床上，盖得严严的，看着闵在房子里忙东忙西，走来走去，他突然觉得，这真像一个家，一个他自己的温暖的家。他让闵放唱片，她就把片子从纸壳里取出，放到盘上放起来。
听着听着，他就睡着了。从北京回来后，第一次睡得这么好，也不知闵什么时候离开的？
第二天，裘利安很晚才醒来，太阳升过屋顶。闵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做好了汤、稀饭、菜，都是除了油腻，对感冒有效，讲究营养的。她就像对待家里亲人一样，关心仔细，但保持距离。仆人上上下下随她差使，他们非常听这个系主任夫人的话，她的举止十分自然。她专心致志，也不关心其他事，甚至一句不提北京的事，也没一句亲热的话，她是真在意他的身体健康。
裘利安有点埋怨地看着她。闵好像看出他在想什么，说：“中国人说，病来如山崩，病走像茧抽出生丝。”
她莫非是在讽刺我？不过不同文化总会从话里听出不同的象征。
她继续说：“人得顺其内心，凡事都好商量。也会有好结果。道就讲心平气和，顺其自然才是真智慧。”
但她是言不由衷。裘利安明白，她只是想表现她的耐心。闵回青岛后来探望裘利安的这几天，他的思想一直在转圈，他弄不清楚自己是在惩罚这个爱着自己的女人呢，还是在惩罚自己？也弄不清楚他是不是阳气被吸光，不再有性欲。以前性欲没满足，妨碍他判断爱情；现在没有性欲来判断爱情：纯的爱情，似乎更难。惟一无可置疑的是，他无法否认他想闵，只是不知如何解释这种一生也没有过的苦甜相混的滋味。
几天之后，他完全病愈，坐在客厅沙发里，闵才提起他们之间的事，她没问裘利安想不想她，她只是说，与裘利安分开七天，就像七年。说完这话，泪水涌满她的眼睛。她调开头去，手堵住嘴，努力忍住。
裘利安很想一把将她抱在怀里。但他控制住自己，他在心里演习这个摊牌时刻已经很久，暂时不愿冲回到神志疯狂的爱情里去，尽管在那里他非常快乐。他是从闵的眼神中，看出她爱他，爱得很深，而且是超出性欲的爱。他觉得害怕这种眼神，他还不能作出不可挽回的决定，也未想出意义模糊的得体话。
这时，她转了话题，说她见了一些朋友，行李太多，主要是她决定挑选一些做闺女时穿的那些鲜亮衣服，因为裘利安喜欢：有水袖，有布扣，有镶边的旗袍，大都是民国初年那些过时的样式，但对裘利安可能不过时。
裘利安觉得她玩爱情这套游戏明显比他高明。他说“那就太好了。”
由于仆人不在，闵渐渐朝他靠近，但是没有真正碰到他。她仰起脸一动不动地看他，她浑身上下都洋溢着爱，就对他一人。
他从来没见过一个人，有如此强烈的感情。这使他感到很不安，他就害怕女人爱上。爱上，会彼此制造痛苦，结果无聊透顶，起码以往他的经验是这样。但如果不爱呢？就不会浪漫，会有他们在北京那么强烈的性快乐吗？
结论是：爱到一定程度就够了。
余下的问题：让爱情停止在什么程度？而且又让对方同意停止在那个程度上。
他满脸迷茫的神情，使闵坐了回去，现在是她看着他忧心忡忡的样子。
裘利安的感冒好了，重新上课。但他还是未痊愈，有些症状未消尽，这样闵还是常以看病的名义来。关于他俩的事，闵尽可能不谈，好像知道他怕说清楚。不清楚双方都有自由，还可随意决定继续，或是不继续。现在的局势已经弄到他无法单独决定，他几乎想写本讽刺自己的小说，现成的标题：哈姆雷特在中国。
这天闵走进房间，在桌旁沉静了一会儿，突然说：“如果你再不到花园里去坐一坐，我就把这两个花瓶扔到窗外山沟里去。”她一手抓一个瓷花瓶，她的威胁使他笑了。
她没笑，但把花瓶小心地放回桌上。“若你生病我可常来，这正是好借口。但一直生病下去，对你身体损害太大。”言下之意，闵对他的“病”心里是知晓的。这时，是不得已才向他点明，她看来要说什么。
他们来到花园里坐着，仆人送来茶和点心。两株梅生机盎然，裘利安瞧着，便觉心情好多了。闵今天的脸色，不像以前那样一味娇纵他，而是有一种决心。在花园里，闵低声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时间方案。”
裘利安马上就明白了，闵指的是什么：既然他不愿明确表示爱情和结婚意愿，她想先维系他能接受的“私情”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使两个鬼精的仆人不至于晃荡在眼前，他的私人生活被干扰，但他的生活又缺不了他们。除非和闵上山里去野合，暖和的季节还未到，不存在这诱惑的危险。
他沉默，就是让闵说。闵站了起来，在花园很烦躁地走着，脚上的高跟皮鞋和玫瑰红的衣裳，使她看上去比平日高，袅袅婷婷。她穿什么都好看，什么颜色都适合，只是玫瑰红太性感，特别是在阳光下，而且婚前的衣服现在穿，紧了些，就勾勒出诱人的身材。
从外表看上去，她是有点娇弱不堪的。她停下来，转向他。
她的声音很轻很慢，但表达得一清二楚。与他在一起，尤其是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几乎天天说英语，她的英语已经与初相识时完全两样。
她的方案非常简单，但大胆：裘利安早上让两个仆人都去买菜，九点后回来。她丈夫作为系主任八点在办公室，她在这个时候到裘利安的房子来。有一个小时安全时间。
她的脸绯红，但不是害羞，而是觉得受到委屈和冷落。裘利安有意保持距离，已经使她忍受到了极限。他知道她此时的心情：她从北京到家没几个小时，就来探望生病的他，她以为他会不顾一切地重续北京的狂热，她不能肯定他爱她，但至少没什么理由中止他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现在她只能主动要求上床，这是她的最后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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