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时候是南红来北京的时候。
那天是星期天,天黑得特别早,四点不到街上的灯都开了。过了一会儿我再往窗口看的时候,雪花已经在漫天飞舞,它们像雪白的鹅毛在街灯橙黄色的光晕下摇摇晃晃地落下来,之多、之零乱、之热闹繁喧,与它们安静的落下,最后悄无声息地化为水恰成两极。我第一次意识到雪的这两种不同的秉性,加上那是北京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我在窗前看了很久。
这是我婚后五年少有的奢侈时分,要不是离了婚,女儿送回了母亲家,纵有闲暇也没有心情望雪。下雪使我心情不错,我什么都不想,只盯着雪花,心里平静如水。
快十一点的时候电话突然响了,这是很反常的情况,我一下紧张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接这个电话。作为一个独居的女人,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变得小心过头,对每一件事都疑虑重重。疑虑绝对是有重量的,它一重重从我的头脑注满我的全身,成为我疲惫的来源之一。当时我脑子里同时闪出了几种可能:骚扰电话?抢劫者?母亲来长途告诉我扣扣病了?等等。
我手心的汗开始渗出,电话铃停了之后又响起来,我拿起听筒,听见一个沙哑的女声说:是林多米家吗?
我说是。她说哎呀你的电话没变!我一点都听不出来是谁。韦南红的声音完全变了,完全是她自己所说的“好沧桑啊”的那种沧桑而沙哑的声音,有点神秘,有点性感,往日n城岁月那种尖而细同时高八度的音质几乎荡然无存,只有那一惊一乍的语速没有改变。
她说她在北京机场,飞机晚点了刚到。我马上就答应让她住到我家。然后我又等了半小时,这半个小时中大雪纷飞。
半个小时后我穿好大衣包紧头巾到街上等她,这时候雪花变得更大更轻了,它们在空中飘舞的姿势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凄艳、缠绵而又决绝,而且比白天和黄昏更多了一层灵的成分。我从未独自在下雪的深夜露天待过,这个夜晚由于南红的到来我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在雪花飞舞中从出租车里钻出来的南红,她戴着一顶宽檐的黑色呢帽,身上是一件长及脚踝的黑丝长风衣,它迎风飘飞的轻盈质感使我觉得这肯定是一种丝绸。雪花大朵大朵地落在她的帽子和风衣上,雪的白色在她浓黑的全身衬托下显得极其艳丽,那是一种冷到极点、冷入骨的艳,全无人间色彩的艳。那整幅风雪美人图在瑟瑟发抖,南红缩着颈吸着鼻子说:怎么北京这么冷啊!
到家之后她脱去了风衣,露出袒胸的低领毛衣,胸前一大片皮肤是一种太阳晒出来的褐色,散发出南方的气息和性的气息。在北京,我很少看到有人这样穿,除了那些在高档轿车里端坐不动的小姐。南红戴着一条式样十分别致的白金项链,链条纤细,胸前垂着一粒闪闪发光的钻石或水晶。我对宝石毫无常识,无法判断它们到底是什么。她化着妆,脸上的脂粉有些残了,眼角的皱纹隐约可见,只有口红还鲜艳完整,大概在出租车里刚刚补过。
她抬起脸问:我老多了吧?我没说话。她又说:很坎坷的。
我准备给她烧一锅洗澡水,我并没有觉得没有热水器会是一个问题,在n城生活的女孩都是用桶或者水盆接水洗澡的,南红即使在深圳待了十年她骨子里也仍然是一个n城女孩。n城漫长而炎热的夏天把一盆又一盆的温水泼到我们身上,这是一件十分方便的日常事情,那时候绝大多数人家都不搞什么喷淋器。但是南红奇怪地问:你为什么不安一个热水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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