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上岗了

者如是说。县长说，谢谢各位，酒宴已经备好，给大伙压惊。

    又是一顿饕餮大餐。

    饭后，本次行程即将结束，欢送仪式异常热烈，鞭炮齐放，礼花纷呈（尽管在白天），跑旱船、耍狮子，好生热闹。

    我们与当地人民依依惜别，坐上去机场的长途车。登机一个半小时后，飞机渐渐驶出一片蔚蓝，天空愈发阴霾，北京快到了。

    有人开始唱：“北京的天是不晴朗的天，北京的人民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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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飞机，我扛着摄像机回公司交差，正好赶上发钱。

    第一次领工资的时候，我有一种异常强烈的感受：钱拿在手里的感觉真好，这东西太神奇了，当你把鼓鼓囊囊的钱包放进牛仔裤的屁股兜里时，走起路来都昂首挺胸、收腹撅臀，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屁股有多他妈的性感。跟谁也不能跟钱过不去。

    但领了几次，我又产生了这般感受：暂且不论钱的多少，每月这般周而复始地工作、领工资、再花掉，有什么意思，难道生活就这么乏味吗。

    待业的时候，每天在家干点儿自己想干的事情，物质匮乏，精神却充裕。上班以后，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完全解决，精神却饥渴起来。

    平心而论，我确实为每月领工资的生活兴奋了些日子，特别是发钱当天，喜悦是按捺不住的，但经历了几次后便感觉无聊，生活的意义仅在于此吗。有了钱又有什么用，况且这点儿钱还远没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即便钱真多到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程度，那花钱还有什么意思。当然，此话为时尚早，或者就是天方夜谈，但生活的无趣，我已深有体会。

    现在的工资是我当学生时候生活费的几倍，那时几百块钱就能让我过得倍儿开心，如今钱多了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意思不是说钱多得花不出去，在北京有多少钱都不够花的，我的意思是我花了钱却买不来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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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各个时代的同学中，最有钱的居然是一个连大学都没考上的傻逼，高中时候没有人瞧得起他，长得贼眉鼠眼，肥头大耳，一脸淫荡相，上面都是包，一看就是色憋的，说话娘们儿腔，上黑板做题的时候拿粉笔都是莲花指，还爱招猫逗狗，一副欠揍的样儿。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成为我们班挣钱最多的。据说因为他在家看了几年chinadaily，没事儿就对着镜子用英文自言自语，平时在中关村给人打工，然后就顺利进入国外某著名电脑公司，任技术维护，主要工作就是接听客户电话，为对方排疑解难，如果碰上他也不会的情况，就拿着听筒冲对方喊：“喂，请大声一点，我听不太清楚，请再大声一点，我还是听不清楚！”然后就挂了电话。如果你遇上这种情况，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你，接电话的那孙子就是他。

    该同学活儿虽然糙，但收入丰厚，经常拿着存折去迪厅找姑娘，看见顺眼的，就对人家说：“姑娘，跟我回家吧。”姑娘瞟他一眼说：“德行。”他不慌不忙，将拿着存折的那只手放到姑娘胸脯上说：“跟我走就告诉你密码。”姑娘接过存折，看看里面的数字，说：“帅哥，今晚我是你的。”

    我们无论谁提到他，气都不打一处来，认为苍天对自己极其不公平，或者说对他太照顾了。后来听说这个同学得了性病，他还引以为荣四处炫耀，以此证明自己威风八面，见多识广。

    说实话，如果这个同学混得不像现在这么耀武扬威，而是被车撞了或者去要了饭，我们对他的感情不会如此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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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存折，我也有一个，刚上大学的时候父母给的，里面存着人民币若干，够我每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有计划地花才够）。开学初的时候，里面的数额比较可观，可到了期末考试，有时甚至期中考试刚过，里面便会空空如也。那时候我在银行的交易窗口经常是绿单子（取款单）进去，人民币出来。

    每当我把绿单子递进交易窗口，听到营业员在窗口那边“唰唰”的数钱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递出来的时候，便心旌飘荡起来一会儿就可以用这些钱换取欢乐了。

    现在自己也挣了钱，虽然不多，却想把它（们）存入银行，并希望这个数字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雪球并没有越滚越大，经常是红单子（存款单）进去没两天，绿单子又进去了，还有时候入不敷出，拆了东墙补西墙，所以雪球总是大一公分又融化十毫米，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只有碰上意外之财（揽点儿私活，或者路边捡个三块五块的），才能让红单子进去后绿单子不跟进去。后来我发现，挣我这么多钱还存，简直多此一举。

    虽然这样稀稀拉拉挣到的也是钱，但我认为钱不是这样挣来的，怎么挣的，我还没发现，但我必须发现，因为男人挣钱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理所应当。

    我的存折上面的数字始终没有超过五位，最悲惨的时候，加上小数点后面的两位有效数字才勉强够四位。我不渴望成为百万富翁，只想先当个万元户过过瘾，但连这一愿望都难以实现。如今这个“万元不是户，十万不算富，百万刚起步，千万才算数”的时代，我想滥竽充数都这么难。

    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钱到花时才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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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大学的时候和先于我工作的中学同学吃饭，他们在饭桌上只提两件事情，女人和钱。我对前者倒饶有兴趣，因为年龄到这了，身不由己，而后者在当时并未对我产生吸引力，我自恃清高，认为他们俗不可耐，可现在当他们再约我吃饭的时候，我往往为挣钱（虽说是工作，但要是不给钱就让我干活，打死我我也不干）而忙得不亦乐乎，没空儿，他们就说，你丫现在怎么比我们还现实。

    至今有一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如何完成由一名慵懒的学生到金钱爱好者的转型的，好像就在一夜之间，我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找寻致使自己如此的原因，突然发现，身边的所有人，除了小学生们正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外，芸芸众生无不在好好挣钱天天向上。

    记得我直到高二的时候才知道学习是要用脑子的，老师和家长欣喜若狂地夸我开了学习的窍；而现在，我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是否算开了生活的窍，领悟到其中的真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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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虽这么说，但我远没到那种为了钱能抛头颅、洒热血，不惜将尊严、人格踩在脚下去获得的程度。没了钱我还能活，活着不是为了钱。

    人的欲望无外乎两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前者可具化为金钱，后者能进一步抽象为理想，尽管有些人的理想就是赚钱，但在我身上，两者还是分开的，若干年前，我非常倾向于后者，现在两者出现了对峙，我深信，若干年后或是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义无返顾地选择前者，而现在，我能做到的就是将这件事情延期发生，或索性立即发生。

    难以想象，我失去其一，或只拥有其一会是什么样子。假如人类满是欲望，世界将会怎样；假如人类失去欲望，世界又会怎样。

    欲望就像发面，时间越长，膨胀得越厉害，因而对我们而言，难的不是改变命运，却是安心满足现状。

    当听说有人比自己挣钱多，我心里就开始忿忿不平，决心换工作或要求涨工资；而当听说有更多人挣得比自己还少的时候，涨工资、跳槽的愿望便不再强烈。人就是这么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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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北京不久，公司就没了业务。北京出现非典，为了减少传染和被传染的几率，电视台每天不再制作和播出新节目，只找些老掉牙但被誉为经典的电视剧打发观众。

    没有活儿干，自然就没有钱挣。老板说事已至此，他也没辙，人算不如天算，不想干了，可以回家，要是还想干，就每天准时上下班，只发五百块钱基本工资，他相信sars终将被人类战胜，到那时候，公司必会财源广进。

    北京各行业受sars影响，普遍萎靡，躲人还躲不及呢，更不会招聘新人，这时候离开公司不是明智选择。五百块钱是太少了点儿，但面临一场不知何时才能被征服的疾病，与其在家一个人无聊，不如去公司让大伙陪着一块无聊，钱不钱的先放一边。

    公交车是不敢坐了，又新买辆自行车，排了老半天队。每天带着口罩骑车上班，一看见路边的宣传栏上写着的：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手挽手，我就心头一惊，这样抗非典，不传染等什么呢。

    北京市民戴口罩总动员开始，你戴我也戴，戴了口罩，大街上的每个姑娘看起来都美若天仙，无论鼻梁有多塌、牙有多黄、几个鼻孔、长没长胡子，凡是口罩之内的部位，多丑陋也被美化了，只要眼睛不小得眯成一条直线，都能赢得极高的回头率，对一些女性而言，这在平时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口罩在北京早已脱销，老歪和白没买到，但为了防患于未然，就自己动手，将胸罩改了口罩。白的内衣多以红黑为主，戴着太张扬，因此她又现买了几个白色胸罩，把背带剪去，将剩余部分从中间一分为二，一副胸罩够两个人防非典用，他俩单独行动的时候，旁人不留意倒看不出什么，但同时出现就显得很滑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捧腹大笑。面子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为了健康地活下去，他们不顾外人耻笑，我行我素地戴着胸罩做买卖。可胸罩的海绵层太厚，而天气又日渐炎热，老歪戴一会儿就喘不上气来，额头直冒汗，白又特意为他买来超薄型胸罩，一百多一件，看着老歪一剪子下去，白心疼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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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充分利用坐班的八小时，我在网上下载了一部水浒，每天看十章。也不错，有书看，偶尔整理一下片子，还发工资，就是上下班的路上辛苦点儿，可我认为值，在家一天我真不见得能看十章。但时间久了，我又烦了。

    两个多星期后，一百二十回的水浒看完了，我又下了一部金瓶梅，没几天又看完了，后来索性把网上名为银瓶梅、铜瓶梅、铁瓶梅、铝瓶梅的文章都看了，只有看看这些，消磨时间，否则就无事可做。这一时期，与我打交道最多的女性就是潘金莲。

    从小到大，各类型女人在各个时期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先是西游记中女妖怪，妖娆美丽，本领高强，有杀人不眨眼的，有肚脐眼吐丝的，在我幼小的心灵烙下极深的印记，但那部戏好像除了火了六小龄童，其余人都销声匿迹了，特别是那些饰演艳丽妖精的女演员，难道她们真的成为妖精，在人间蒸发了？

    后来一个日本演员，叫内田有纪，我因为看过她演的一部名为热力17岁的电视剧而对其情有独钟，那年我14岁，梦中情人就是她那样儿。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对白领女性萌生兴趣，当时理想中的女子是：长发细腰，却不一定丰乳肥臀，出了门，往大街上一站，看见红色就招手，打开车门就上，管丫夏利还是富康，上车后一句哪哪哪，然后摇下车窗，兀自点上一根烟卷，对司机的搭讪不予理睬，当司机从反光镜里偷看的时候，提醒他不要东张西望，注意前面过马路的老太太，到了地方，留下相应数目人民币，不索要发票，下车熟练“砰”地将车门撞上，扬长而去。

    唉，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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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我上学期间打工的经历计算在内，这已经是我的第五份工作，可无论在哪里，做什么事情，我总有一种虚度光阴的感觉，因为我不是在为自己忙碌，而是在出卖劳动力，以此换得生活所需。

    事实就是如此，无论做什么，当我们刨根问底追问“为什么”的时候，会倏忽发现，一切行为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

    做什么才不算浪费时间呢，睡觉，只有觉是给自己睡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把睡觉看成最讨厌的事情，可能是他咖啡或茶喝多了吧。

    这就是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我相信每个人对生活都有不同的认识。就好像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如果砸到我的脑袋，我会扬起头骂一句操你妈的，然后捡起苹果擦擦吃掉，心满意足地离开；如果砸到某个农民兄弟，我想他会赶来马车，不等熟了，把苹果全部摘掉，然后驱车前往农贸市场；幸好这个苹果砸到的是牛顿，也算长了眼睛。

    每当工作时候感觉空虚，我就听见尼采说：“一种更高类型的人不喜欢‘职业’，正是因为他懂得召唤自己。”我想说的是，尼采，你丫别再害我了。

    我就不信我不能呆在一个地方踏下心来干个不说三年五载，一年半载总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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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面旗帜，挂在旗杆上才会迎风飘扬，那么人类生活的支柱是什么：拼命挣钱，养家糊口，封妻荫子，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还是沽名钓誉，活出个人模狗样，让万人瞩目？或者回报辛勤耕耘、忍受分娩之巨痛而生育了我们的父母，是他们一把屎一把尿将我们拉扯大，为我们换洗尿布，供我们吃穿，接受文化教育，母亲安慰女儿初潮别紧张，父亲告诉儿子遗精很正常，我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有爸妈撑腰，但这些我们一辈子也偿还不清，顶多给点利息。这些都不是我生活的动力，我的生活没有支柱，我是一面无杆可挂的旗子，只能任风摆布。

    这段时间，我的幸福就是周五下班路上花5块钱买本小说，回到家不紧不慢地吃完饭，再看会儿电视后，把窗帘拉上，台灯打开，该撒的尿撒了，然后钻进被窝看小说，看困了算，一觉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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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我总抱怨工作没劲，爸说你才上了几天班就烦了，我和你妈工作了一辈子都没抱怨过，你现在回家吃现成的，我那时候还要负责做一大家子的饭，你们现在有电脑了，可以玩游戏、上网，我们那时候有个屁，除了桌椅板凳，就是一杯茶水和两张报纸，三十多年了，我们还不是照样过来了吗。

    是呀，他们那时候没有网络，每天都是怎么过来的，坐着发呆，站着唠嗑，还是尽心社会主义建设？真是一代人一个活法儿。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一天的生活从早上睁开眼去上厕所开始，到睡前再上趟厕所结束。

    一个周末，在家呆得甚是无聊，好不容易熬到了吃晚饭，吃完后爸点上一根烟说：一会儿你把碗刷了。我撸起袖子，走进厨房，看着眼前的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心想，真他妈没劲，但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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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肆虐，患者有增无减，人心惶惶，天下大乱。

    老板终于实行了人性化的弹性工作制度，每人每周值班两天，其余时间呆在家中，不准乱跑，咳嗽发烧立即拨打120。

    我心中窃喜：一周歇五天干两天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饭馆取消了四人以上的大餐桌，毕业生们无心再吃散伙饭，幸好我不是今年毕业，否则该多郁闷。毕业本是一次生离死别的过程，许多人这辈子难得再相见，即便上学时候形影不离，好在我们毕业那年可以大吃大喝，肆无忌惮地抱头痛哭，现在除了豁出命去，散伙饭的壮观景象已难得一见，大家总不能带着口罩，吃着泡面，端起一杯板蓝根互相干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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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严重，闹得我哪儿也不敢去，闷在家里混日子。我又在网上碰到茶杯里的叶子。

    她：好久不见，我以为你得非典了。

    我：你就不能盼我点儿好吗。

    她：最近忙什么？

    我：忙着生活。

    她：同志辛苦了。

    我：你的生活好像挺滋润，傍了大款吧。

    她：蒙对了。

    我：真的？

    她：骗你干嘛，我现在养尊处优。

    我：我们劳动人民和你不是一个阶级。

    她：有工作了？不是社会寄生虫了？

    我：瞎干呗。

    她问我在什么公司，我如实回答，反正公司这么多人，她知道我是谁。她问我上班都干什么，我就把公司网址发给她，说这里面涉及到的我们都干。过了一会儿，她说在网站上看见公司的全家福了，问哪个是我。

    其实我根本就不在这张照片上，拍摄的时候，我正好去了湖北那个发大水的县城。

    我故意把照片上最丑的男人说成就是我，这样见面后才不会让她失望，果然引来她的诧异：啊，你长这样呀！

    我说其实我本人比照片上帅多了，她说甭解释，照片上的形象已经比她预想的好许多了，我说，靠，你把我想成什么样了。

    我问她长什么样，她说你想知道可以和我见面呀。我正求之不得，早就想看看能傍上大款的姑娘长什么样了，万一哪天我成大款了，也有个思想准备。

    我说你不怕传染非典吗，她说你要怕那就算了，我说我不怕，我戴口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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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约好在北太平庄的一家茶馆见面，标志是我把一包中南海放在桌上，而她的面前会摆上一杯白水，里面没有茶叶。

    大家都不敢出门，街上没有几辆车，交通顺畅，我比约定时间提前二十分钟到了茶馆，北京如果老这样就好了。

    为谨慎起见，进了茶馆我依然没有摘掉口罩，也没有把中南海放在桌上，而是随手从书架上抄了一本旅游杂志，心不在焉地翻看。茶馆里还有几个人，但一定不是她，这几个人都是男的，岁数都不小了。

    时间快到了，我开始留意每个进入茶馆的客人。有人进来，有人出去，但没有她。幸好几个单身男士也在等人，我可以夹在他们中间滥竽充数，也幸好没人桌上放着中南海，要不她一会没准儿就张冠李戴了。

    这时，进来一个穿t恤衫的女孩，戴着口罩，举目四望，像在找人，我赶忙装作看书的样子，用余光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看了一圈，没有发现要找的人，便在我斜前方坐下，与我面对面，仅从眉宇间看，她的模样还不错。服务员拿着茶单走过来：小姐，您喝点儿什么茶？她说：一杯白水。

    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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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水上来了，她并没有摘掉口罩，只是看了一眼表，或许在埋怨我不守时。其实我早到了，你要是摘去口罩，露出真面目，样子不太难看的话，我就跟你打招呼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表现出不耐烦，我也等不住了，心想把烟掏出来算了，但就在这时，她摘掉口罩，喝了一口水，我发现她居然是潘娜。

    我不相信会有如此巧合，就掏出手机，拨打了茶杯里的叶子在网上留给我的电话，同一时间，潘娜的手机响了，她接听：你怎么还没到，我已经在茶馆里了。

    声音从我的斜前方和手机中分别传入我的耳朵，真真切切。

    北京，这个人口上千万的城市，还是太小了。

    我挂掉电话，掏出中南海放在桌上，摘掉了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