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我在做这篇访问之前,一共见到西班牙环宇贸易公司的董事长萨林纳先生(guesalinas)大约三次。每次,都是在很匆忙的场合之下,握握手,没说几句话就分开了。后来,我知道他不止在西国做生意,跟台湾贸易方面,也有很大项额的来往。我打过数次电话给他,请求他安排短短的半小时给我做个专访。但是他太忙了,一直到上星期六才排出一点空档来。
我在约定的时间——下午四点半到公司,但是他公司的人告诉我,要等十五分钟左右。萨林纳先生已打过电话回来了。他私人的办公室里,满房间都堆满了样品,许多台湾来的产品,令人看了爱不释手。
如果说这个办公室是严肃的,有条理的,吓人的,公式化的,那就错了。它是一个亲切舒适,不会吓坏你的地方,你坐在里面,可以感觉到它是年轻的,有干劲的,一点不墨守成规。
五点不到,因为是星期六,公司里的人陆续都走了,只留下我在等。我一间一间走了一圈,东看看、西看看,顺便接了两个电话,也不觉得无聊。这时门“碰”的一下推开了,萨林纳先生抱了一大卷文件,大步走进来。
“抱歉,抱歉,要你久等了,我尽快赶回来的。”他一面松领带一面点烟,东西放在桌上,又去拉百叶窗。“你不在意我将百叶窗放一半下来吧,我就是不喜欢在太光亮的地方工作。”
我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静静的观察他。他进办公室第一步就是布置一个他所觉得舒适的环境,这一点证明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艺术型的企业家
他并不太高大,略长、微卷的棕发,条子衬衫,一件米灰色的夹克式外套,带一点点宽边的年轻人时兴的长裤,使他在生意之外,又多了些微的艺术气息。
在他随手整理带回来的文件时,口中一再的说:“对不起,对不起,请稍候一下,马上好了。”
他是亲切的,没有架子的,眼神中不经意的会流露出一点点顽皮的影子。但你一晃再看他时,他又是一个七分诚恳三分严肃的人了。
好不容易他将自己丢在沙发上,叹了口气说:“好了,总算没事了,你问吧!我尽量答复你。”
此话刚刚讲完,又有人进来找他。他马上笑脸大步迎上去,于是又去办公桌前谈了很久,签字、打电话、讨论再讨论,总算送走了那个厂商。
送完客他回来对我笑笑,说:“你看看,这就是我的日子,星期六也没得休息。”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过了十分钟,谢天谢地,他总算可以静静的坐下来了。
“开始吧!”他说。
“萨林纳先生,你几岁?”
他有点惊讶,有礼的反问我:“你说话真直截了当,这是你采访的方式吗?我今年三十岁。”
“是的,对不起,我是这种方式的,请原谅。”“你们的公司mundusinternational成立有多久了?”
“两年,我们是刚起步的公司,但是业务还算顺利。”“那么你是二十八岁开始做生意的,经商一直是你的希望吗?”
“不是,我小时候一直想做医生,后来又想做飞机师。不知怎的,走上了贸易这条路。”
漂泊的岁月
“你生长在马德里吗?”
“不,我生长在西班牙北部,那是靠近法国边界的美丽夏都——sansebastian。我的童年记忆,跟爬山、滑雪、打猎是分不开的。我的家境很好,母亲是西班牙皇族的后裔。一直到我十八岁以前,我可以说是十分幸福的。”
“你今年三十岁,所以你的意思是,这十二年来你并不很幸福?”我反问他。
“我并不是在比较。十八岁那年我高中毕业,被父亲由故乡,一送送到英国去念书。从那时离家开始,我除了年节回去之外,可以说就此离开故乡和父母了。一直在外漂泊着。”他站起来靠在窗口看着楼下的街景。
“你所说的漂泊,可以做一个更确切的解说吗?”“我十八岁初次离家去英国念书时,心情是十分惶惑的,后来习惯了浪子似的生活,也就不想回西班牙了。我所谓的漂泊是指前几年的日子。
“我二十岁时离开英国到法国去,此后我又住在荷兰一年,但是不知怎的心里不想安定下来,于是又去瑞士看看,在那儿住了好几个月。当时我在瑞士不很快乐,所以有一天我对自己说,走吧,反正还年轻,再去找个国家。于是,我上了一条去芬兰的船,到北欧去了。在那儿我住了一年,芬兰的景色,在我个人看来,是世界上最美的了。”他坐下来,又开始一支烟。
“当时你一直没有回过西班牙,生活如何维持呢?”“有时父母寄给我,有时钱没了,我就去打工。酒保、茶房、厨子什么都干过,一个一个国家的流浪着,也因此学会了很多种语言。那段时光,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那样的鲜明而动人,有时真有点怅然——。”他停了一下,静静的坐着,好像不知旁边还有人似的。
有妻万事能
“人的路是一段一段走的,我不常怀念过去。因为,我现在有更实在的事要做。”他的眼神又冷淡起来了,朦胧回想的光芒不见了。他是一个有时候喜欢掩饰自己的人。“你什么时候回西班牙来的?”
“我回国来服兵役,运气好,将我派到北非西班牙属地撒哈拉去,因此我也认识了一点点非洲。”
“你的故事很动人,老的时候写本书。服役之后你回故乡了吗?”
“没有,sansebastian是一个避暑的胜地,但是没有什么发展。我在一个旅行社,当了一阵子的副经理,又在航空公司做了好久的事。但是,总觉得,那些都不是我真正久留的地方。我在一九六七年结婚,娶了我在英国念书时认识的女友,她是芬兰人,名字叫宝琳。”
“有了家,你安定下来了?”
“是的,我要给宝琳一个安定幸福的生活,婚后不能叫她也跟着我跑来跑去。我总努力使自己尽到一个好丈夫所该尽的义务,给她幸福。我不再是一个浪子了。”
我在旁一面记录,一面轻轻吹了一声口哨。我是女人,我不是强烈的妇女运动者。所以,我喜欢听一个丈夫说出这么勇敢的话。
“你的婚姻使你想到改行做生意吗?”
萨林纳先生听了大笑起来,我的问话常常是很唐突的。“不是,带着妻子,什么职业都能安定,倒不是为了这件事。那是几年前一次去台湾的旅行,促成我这个想法的。”台湾是大好财源
“你怎么会去台湾的?台湾那么远,很多西班牙人,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台湾对我的一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我当时在航空公司服务,有一趟免费的旅行,恰好我最要好的朋友——他是中国人——在台湾。我就飞去了,那是第一次,后来我和宝琳又同去了一次,从那时开始我对台湾有了很深的感情,现在为了公务,总有机会去台湾。”
“为什么台湾对你那么重要?”
“因为我去了几次都在观察。台湾的经济起飞,已到了奇迹的地步。台湾的产品可说应有尽有,而且价格合理,品质也不差,是一个大好的采购市场。同时我也想到,可以将欧洲的机器,卖到台湾去。我与朋友们商量了一下,就决心组织公司了。”
“你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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