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凯末尔,现在我要给你介绍一个你会很喜欢的朋友。”当她带着真诚和兴奋,在我看来却是一种严肃的神情夸赞她的朋友时,她的脸上就会绽放出一种喜悦、激动的表情。让她发自内心喜悦的东西,当然就是人生完全像她希望和计划的那样。就像她裙子上的每颗珍珠、每个褶皱、每个蝴蝶结,经过一番努力后完美地贴服在她美丽身体的每个部位上一样,她从这个自己几个月来精心设想和计划的夜晚里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她为自己预见的幸福人生也将一一实现。因此,就像是因为新的幸福那样,茜贝尔欣喜地迎接着夜晚的每个时刻、每张新面孔、每个拥抱和亲吻她的人。有时她紧紧地依偎着我,用一种保护者的姿态,用两个手指仔细地拿走掉落在我肩上的想像中的一根头发或是一粒灰尘。
在不断和来宾们握手、亲吻、开玩笑的间隙,我抬头看见招待员们依然穿梭在客人中间,为他们送去各色点心,客人们也轻松了许多,酒精已经让他们慢慢放松,各种笑声开始此起彼伏。所有的女人都化了浓妆,而且衣着时尚。很多女人因为穿着收腰、袒胸的薄裙,所以看上去仿佛在瑟瑟发抖。大多数男人像穿着节日盛装的孩子们一样,都身穿一套系上所有纽扣的白色西服,戴着对于土耳其平均水平来说过于多彩的领带,这些领带让人想起三四年前风靡一时的有大图案的各色“嬉皮士”粗领带。很显然,土耳其的很多富有的中年男士,没有听说或是不相信,几年前风靡全球的长鬓角、高跟鞋和长头发的时尚已经结束。因“时尚”而过度留长的宽鬓角、传统的黑胡子和黑长头发,特别让那些年轻男人的脸显得很黑。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几乎全都在稀疏的头发上抹了发蜡。当发蜡和各种男人香水味、浓烈的女人香水味、所有人一起吐出的烟雾、厨房里飘来的油烟味和一阵若有若无的春风混合在一起时,我想起了儿时父母在家里搞的宴请。乐队(银色叶子)在仪式前半玩笑半认真地演奏的曲子则在轻声地告诉我,我是幸福的。
当宾客们站着等烦了,老人们疲惫了,饥肠辘辘的人们在桌边跑动、玩耍的孩子们的帮助下(“奶奶,我找到我们的桌子了”/“在哪儿?别跑,你会摔跤的!”)开始入座时,前外交部长从身后抓住我的胳膊,用一种外交官——政客的机敏把我拽到一边,加上他自己的回忆,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茜贝尔是多么优雅,她的家庭是多么有文化。
他说:“凯末尔先生,像这样见多识广的老式家庭已经没有了。您是个生意人,会比我更清楚,现在到处都是无知的暴发户,他们的老婆、女儿都是包着头的乡下人。前不久,我看见一个男人像阿拉伯人那样,跟在两个裹着黑色长袍的老婆后面去了贝伊奥鲁,请她们吃了冰激凌告诉我,你确定要和这个姑娘白头偕老吗?”
我回答道:“是的,先生。”我没能用一句玩笑来修饰我的回答,让老部长大失所望。
“婚约是不能毁的。也就是说,这个姑娘的名字将永远和你联系在一起,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
“让我马上来给你们订婚,这样我们就可以吃饭了。你过来”
尽管知道他不喜欢我,但一点也没影响我的情绪。部长对聚拢在我们周围的来宾先说起了一段服兵役时的回忆。从中他得出四十年前土耳其以及他本人非常贫困的结论,然后他又真诚地讲述了那时自己和过世的夫人是如何俭朴订婚的故事。他又当着来宾的面夸赞了茜贝尔和她的家庭。尽管他的讲话并不幽默,但包括手上拿着托盘、站在远处的招待员在内,所有人都在笑着,甚至是快乐地听着,仿佛他在说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当茜贝尔十分喜爱、长着一对大门牙的十岁女孩胡尔雅胡尔雅,用银托盘把我在这里展出的订婚戒指端上来时,人们立刻安静了下来。茜贝尔和我因为激动,部长因为糊涂竟然一时搞不清应该把戒指戴到哪只手的哪个手指上了。一些本来就准备笑的来宾高声叫道:“不是那个手指,是另外那只手。”当一阵像一群学生发出的快乐嘈杂声开始响起时,我们终于戴好了戒指。部长剪断了绑在戒指上的红丝带,瞬间大厅里响起了一阵掌声,就像放飞的鸽群发出的噪音。尽管我对此早有准备,但这么多我认识的人高兴地为我们鼓掌,依然让我感到了一种幼稚的激动。可这并不是让我心跳加速的原因。
我在人群中,在大厅后面的一个地方看见了坐在父母当中的芙颂。一股强烈的喜悦之情涌上了我的心头。当我亲吻茜贝尔的脸颊时,当我和立刻过来亲吻我们的母亲、父亲与哥哥拥抱时,我知道自己兴奋的原因,但我以为能够掩饰它,不仅对人群,也对我自己。我们的桌子就在舞池的边上。入座前,我看见芙颂和她父母坐在最后面的一张桌子上,他们的旁边是萨特沙特的员工们。
哥哥的妻子贝玲说:“你们俩都很幸福。”
茜贝尔说:“但我们感觉很累订婚仪式都这样的话,还不知道婚礼会怎么累人呢”
贝玲说:“那天你们也会很幸福。”
我问道:“贝玲,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贝玲说:“看你在说什么呀。”一时间她好像想到了自己的幸福,但即便是那个时刻的玩笑都让她感到不安,因此她尴尬地笑了笑。在终于吃上饭的人群发出的快乐声响、叫喊声、刀叉的碰撞声和乐队的乐曲声中,我俩同时听到哥哥在用刺耳、尖细的声音和一个人说着什么。
贝玲说:“家庭和孩子们。即使你不幸福,甚至在你最坏的日子里(她瞟了哥哥一眼),你也要装做在幸福地生活。所有的烦恼会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消散。你们也马上要孩子。生很多孩子,就像农民那样。”
哥哥问:“什么?你们在说什么闲话?”
贝玲说:“我在跟他们说快要孩子。让他们生几个?”
谁也没注意到,我一下喝掉了半杯拉克酒。
过了一会儿,贝玲在我耳边问道:“坐在桌子头上的那个男人和可爱的姑娘是什么人?”
“她是茜贝尔在高中和法国读书时最好的朋友努尔吉汗。茜贝尔故意让她和我的朋友麦赫麦特坐在一起。她想让他们谈朋友。”
贝玲说:“到目前为止没太多进展!”
我告诉贝玲,茜贝尔带着一种介于仰慕和怜爱之间的情感依赖着努尔吉汗,她们一起在巴黎读书时,努尔吉汗不仅和法国男人谈情说爱,还大胆地和这些男人做ài(这些都是茜贝尔羡慕不已告诉我的故事),她还瞒着伊斯坦布尔富有的家人和他们同居。但因为最后一次的爱情经历让她身心疲惫,另外也受了茜贝尔的影响,她作出了回到伊斯坦布尔的决定。我补充道:“然而,这当然需要她去结识一个自己欣赏、门当户对、不介意她在法国的经历和她那些旧情人的人,并爱上这个人。”
贝玲笑着轻声说:“还没看出有这样一种爱情的迹象。麦赫麦特他们家是做什么的?”
“他们家很有钱。他父亲是有名的公寓楼承包商。”
看见贝玲用一种怀疑的态度皱起眉头,我告诉她,麦赫麦特是我在罗伯特私立高中时非常信任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尽管他的家人对宗教很虔诚也很保守,但多年来他一直反对媒人介绍结婚,甚至反对包头的母亲为他找一个姑娘,即使那姑娘是一个伊斯坦布尔人,也读过书,他希望和一个自己结识的姑娘结婚。“但到目前为止,他和自己找的那些现代女孩一个没谈成。”
贝玲用一种见多识广的口气说:“当然成不了。”
“为什么?”
贝玲说:“你看他的样子,他的德行和像他这样一个从阿纳多卢内陆来的人姑娘们会愿意经媒人介绍结婚。如果她们太会玩,太前卫,她们会害怕他偷偷地认为她们是‘婊子’。”
“麦赫麦特不是那种人。”
“但是他的家庭,他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聪明的女孩不会去看男人的思想,而会去看他的家庭和他的状态,不是吗?”
我说:“是的。那些对麦赫麦特发憷,不管他有多认真都不愿意接近他的聪明女孩,现在我不说她们的名字,和别的男人,即使在不十分确信男人有结婚意愿的情况下,也能够很轻松地让事情向前发展。”
贝玲骄傲地说:“我没跟你这么说吗?在这个国家,不是有很多男人因为婚前走得太近,婚后鄙视他们的妻子吗?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你的朋友麦赫麦特其实没有爱上任何一个他没能接近的女孩。如果他爱上了,女孩们会明白的,她们也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的。当然我没说他们会上床,但她们会接近他到能够结婚的程度。”
“然而麦赫麦特也因为那些姑娘没接近他、保守和懦弱而没爱上她们。就像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
贝玲说:“这不对。爱上一个人不需要上床,也不需要性。爱情是雷拉和麦吉努[1]雷拉和麦吉努,一个流传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著名爱情传说。两个恋人尽管没能在活着的时候走到一起,却终于在死后相聚。[1]。”
我“嗯”了一声。
坐在桌子另一头的哥哥说:“怎么了,也给我们讲讲,谁跟谁上床了?”
贝玲用“孩子们在!”的眼神看了丈夫一眼。她趴在我耳边说:“所以真正要搞清楚的是,你这个看上去像小羊羔的麦赫麦特为什么没能爱上任何一个他带着诚意去结识并想接近的女孩。”
我很敬佩贝玲的智慧,一时间我想对她说,麦赫麦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妓院鸟。在色拉塞尔维、吉汗基尔、贝贝克和尼相塔什的四五个特别妓院里有他经常去拜访的“姑娘们”一方面他试图和那些在公司里结识的二十几岁的高中女毕业生建立一种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实现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每天夜里,他会在这些豪华的妓院,和那些模仿西方女影星的女孩们度过疯狂的一夜。喝多时,他会不经意地说出钱不够用或者累得脑子发昏一类的话。但是半夜,当我们离开一个聚会时,他会说要回到那个和手拿念珠的父亲与包头的母亲以及妹妹们一起居住、斋月里和他们一起把斋的家里,但离开我们之后,他会去吉汗基尔或者贝贝克的一个豪华妓院。
贝玲说:“今晚你喝得太多了,别那么喝了。那么多客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你们身上”
“好的。”我说,微笑着向她举起了酒杯。
贝玲说:“看看奥斯曼那种负责的样子,再看看你这种顽皮的样子你们兄弟俩怎么会这么的不一样?”
我说:“才不是这样的呢。我们很相像。另外今后我将会比奥斯曼更有责任心,更严肃。”
贝玲一开始说:“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严肃”过了很久后她说:“你没在听我讲话。”
“什么?我在听。”
“那么你倒是说说看我说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