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叫人家把嫁出的女儿死留在家里。”
后来国军从上海撤退了,从南京撤退了,鸣斋先生便认为上海又太平了。但是有一点使他顶痛心的,便是他从前贪图利息厚,把所有现款都买了公债,后来又忙于逃难,没有把公债卖出去,现在却是国家打败仗了,公债也就变得不值钱了。他这一气非同小可,不识相的宋文卿还要对他说:“老板,我早就想到这一着的,心里很想告诉你,只为你这一向来避难到乡下去了,没有碰面谈话机会。唉,真可惜呀,真可惜的。”他听着这种话更像火浇油似的怒起来了,心想我避难到乡下,又不是逃到外国去了,你既想要对我说,难道不可以来找我的吗?不料跟我这多少年的宋文卿也会如此不忠心的!你一家子都靠我给你事做,你才能养活他们,你儿子的生意是我荐,虽然我不肯作保,但我从来不肯作保的呀,也不是对你不起的事,如今你的儿子赚到些钱了,因此我把钱庄关掉你也不可惜。这次我避难到乡下虽说没有通知你,但那是紧急时候呀,连夫妻都如同林鸟似的,大难到时要各自飞哩,别说是朋友了。你既知道公债要吃亏,就该设法通知我一声,乡下又没有什么飞机炸弹
鸣斋先生毕竟是一个不甘示弱的人,虽然后悔自己不该不把公债卖了,但嘴里却冷等一声说:“啊,文卿,不是我又要说你,你们到底眼光短一些。你以为偌大的中国从此就会完结了吗?不,不会的!有人替司令算过命,他是已日日生的,是土命,今年恰逢丁丑流年,于他不大利,但不到几时就好转了,那时候,哼哼,他老人家便岁寒知松柏,动荡识忠臣,怕不把这些投机分子,发国难财的一个一个都嚷嚷砍下头来?即使不杀头呀,给他们一个全尸,枪毙总是免不掉的了。人枪毙以后,财产还要充公,只有像我们这样不舍得把公债抛出去的,那才是真正的爱国分子,公债还本加利不算,说不定还要送爱国匾额哩。”宋文卿听他说得振振有词,心想他老板素来是个精明过人的,这次藏着公债不卖,其中一定有奥妙道理,因此他也后悔自己不稍留下一些,唉,即使是一些吧,总也还可以聊表爱国寸心,如今却是后悔不及的了,于是他便怏怏不乐回家。
鸣斋先生瞧着他忧愁样子,心里虽也痛快了一阵,但却抵不过公债不值钱的悲哀,他想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考虑数目的结果,便决定全家搬到上海住去。
在上海我们起初住的是统三楼,鸣斋先生有气喘病,楼梯跑上跑不怪吃力的,不久便搬了家。后来又因二房东太凶,楼梯头的一只电灯拍达拍达开关不停,承德与我受不过气,同她争吵了一场,于是我们又搬家了。这样接连迁移了几次,战事更加不利,日本人索性进了租界,鸣斋先生也就灰心起来,知道这爱国匾额是一对恐怕领不到的了,他就决心在上海长住,自己顶了一幢弄堂房子。等我们把这个简单的家布置定了以后,这才想到钱已不够,承德是在中学里教书,收入只够他自己零用,鸣斋先生想要再做生意,但他把过去的光阴大都花在寻房屋及家中一切琐碎上,竟不知道市面情形已大不同了。换句话说便是他的这些钱,现在已经少得可怜,要想当资本运用是不可能的了。“家有千金,不如日进纷纷!”他叹口气说。一个人必须迎合潮流,天天奋斗求生下去,他当初以为自己的财力可以坐吃一二十年,不料法币日贬值,现在党是连数年都难以维持的了。同时宋文卿的儿子辈,在上海却大得意起来,他无颜去拉他们之类来投资,自己单独出资本又不够,所以虽然天天说要做生意,生意毕竟也做不起来。
人家见他着实不计划什么,总以为他是存底丰厚,所以落得坐享其福做寓公了,他无法声明这点,也不息声明,只好含着眼泪听人家恭维。有时候他也试着用开玩笑的口吻对人诉苦说是维持不下去了,要想做些小生意,人家总是露出无论如何不相信的样子答:“你老板还要说什么笑话?你是金的银的一大堆,用也用不完的,那里会想到在这种地方做苦生意。唉,像我们这种度一天是一天的人叫做没法呀,日本人管得凶,带些货色出来动不动就是皮鞭抽,脚踢!假使我们有休老人家这样一半身价,也就坐在家里吃口现成饭了,谁又高兴去受那般鬼子的气?小老板现在那里发财呢?”
鸣斋先生不愿意回答人家说是承德在教书。现在教书是最落伍的职业,他觉得羞耻。想想一个剃头司务要赚多少钱一月?而他们堂堂大学毕业生却落得如此!他天天恨儿子不长进,谚云:“过海是神仙”谁又叫你们不能过海的呢?还有我这么一个读过书的媳妇,也还只能在家里吃回现成饭,不及人家当女招待的反有小账之类收入,每天可以带着大棒现钞进门来
他的气喘病更厉害了,但赌气不肯吃药,说是不如让他死掉了干净。承德的态度也改变了,天天往外跑,像在活动什么似的,我又第三次怀孕,虽然不知是男是女,家庭里面整天阴森森的,住着实在怕人。
“总是上海人心太坏,所以这才乱许多年的。明年是癸未,后年是甲申,到了甲申年,无论如何会唉,我的公债一定会涨起来,就可惜我也许用不着了。”他在病中哼哼卿卿说:“小眉现在又有了喜,这次一定是男的,古人传下来说是‘祖前孙’,我平生积德不少,我的孙子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唉,可惜我不能眼看着他长大”
他就是这么的怀着许多希望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