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北京找儿子——他在这儿做木匠——没找着,病了。说着又咳吐。他看着脏秽的咳吐物,恶心翻胃,硬逼着自己蹲下身,和蔼地问:你是哪儿来的,哪儿不舒服?感觉到“她”也慢慢地走回来了,站在自己身后。都问明白了,他搀着妇女一点点站起来,走到附近一家医院。替她挂号,陪她看病,对医生护士做解释,为她交药费。最后,给了这位农村妇女回老家的车费。
开会误了,人疲劳不堪,身上又脏污又难闻。“她”不远不近地和他并肩走着。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做?他问。“你为什么不再送她去火车站?为什么不替她买好票,再搀着她上火车?”“她”这样说道。他站住了:你什么意思,批评我没做到底?“我没批评你,我是问,这些事你管得过来吗?”
他一路上在萦回这个问题。他为什么没再做到底?又问:“如果那个妇女是麻风病,浑身腐烂传染,自己还会搀她吗?”这件事,他后来一次又一次在讲台上公开了出来“我根本不像人们宣传的那样完美。”但台下却为他的完美崇高热烈鼓掌。“你真是个好人啊。”有人写信这样说,那个农村妇女临别时也曾这样说。
他做了一个梦,飘飘逸逸走近来一个人,打量着他微笑。
又一个梦:脸盆中的豆芽摇头晃脑地钻出水面。
他又回到金象胡同一号,每天都得过那窄夹道儿。这位滕处长也太霸道了点,瞅这两间新盖的房,再看他背着手站在门前那份趾高气扬,真像鱼肉乡里的劣绅。但自己照例还和他打招呼,他对自己也显然比对别人客气得多,哼。
自己受了二十多年罪,生活一旦安定,这么快就发胖了。坐沙发,坐小汽车,和人们一一握手,气宇挺轩昂,可挤着过这夹道儿是不太舒服,压抑,进了家也不舒展,憋屈。和老婆不多说什么,她忙她的,他忙他的,晚上也不在一块儿睡。饭好了,她叫他一声,他便摘下眼镜揉揉眼睛,站起吃饭,饭桌上说两句家常话。
四个孩子不断地提要求,二十三岁的一个,二十一岁的一个,十九岁的一个,十七岁的一个,递减数列;男女男女,符合村俗讲的“花生”他们向他要钱、要东西、要出国。
他去年出过一次国,美国,去看亲生父亲。离别几十年,父亲见了,难免很感慨,但多少又有些生疏。问了问国内情况,问了问他的情况,问了问他早已去世的母亲,陪他在美国走了几个地方,给了他不多的一点钱。父亲早在美国又娶了妻,有了儿女。对他自然较淡。他能理解,但又很失望。他在美国言语不通,在街上走,匆匆的行人和汽车,街道和商店都是冷漠的。一个新鲜而又无情的世界;一个缤纷而又单调的世界;一个让他大开眼界又让他难以亲近的世界。他不适应这里,这里也不需要他这样的教育家。他在这里无足轻重,没人理睬,走过街道,像掉进自动电话塞币孔内的一枚硬币,像高楼大厦下一根陈旧的灯柱。这里信奉豪华的酒店,汽车,明星,亿万富翁,球场上的狂热,酒吧里的疯狂,没有人听他的道德宣讲。他真爱中国啊。
他回国了,大讲对中国的爱,大讲美国再富,给他再优越的物质条件,他还是要回到祖国生活和工作。他的爱国热情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台下的听众。都知道他巨富的父亲在美国。在热烈的掌声中,他说:我爱中国,因为我需要祖国,祖国也需要我。一句真实而又崇高的话。
国家和人民更器重他,他成了政协委员;青年人更敬仰他,给他写来无数滚烫的信,而儿女们却。他严厉了,不行,你们这些要求不行。出国要自己争取,外汇我本来就不多,给你们影响也不好,我准备把它捐了。他把几百美元捐给学校买仪器。他又向崇高近了一步。
儿女们真不争气啊,自己的条件才改善了三年,他们便一下忘了过去,只知道父亲是校长,是教育家,是知名人士,要仰仗,要依靠。爸爸是爸爸,你们是你们,你们要自己努力。孩子们撇撇嘴走了,他们不是在他身边长大的,本来就生分,自己要注意态度。教育家要耐心,但他恰恰对子女缺乏足够的耐心。教育家要善于教育一切人,但他恰恰感到教育子女之难。“子女面前无教育家”不知怎么,他想到这样一句格言。
孩子们是妻子带大的,该是听她的,他却吃惊地发现:他们开始看不起母亲了。“你懂什么?”小女儿这样对母亲说道“你什么都不懂。”大女儿的同学要来,她说:“妈,你进里屋忙乎去,待会儿我们要在外屋说话。”“我坐这儿又不碍你们事。”做母亲的正盘腿坐在床上凑着窗户亮纫针。“怎么不碍事?”“那等他来了,我再给你们腾地方也来得及啊。”女儿斜瞟了母亲一眼,轻轻哼了一声,到院门口等同学去了。
妻子不在,他把儿女叫到一起。你们是母亲千辛万苦带大的,现在她头发都白了,你们怎么能看不起自己的母亲呢?一个人如果连父母都不爱,就更不会爱别人,不爱别人只爱自己,是最没道德的。你们懂吗?
儿女们低头不语。半晌,一个说:我们没有看不起。
你们没有看不起?那好,你们以后每天回家,都要陪母亲坐一坐,和她说说话,她一个人在家里也是很寂寞的。你们理解吗?
爸爸,你为什么不和妈妈多说说话?
大四合院内,第三大矛盾是言语矛盾。言语既能败坏人名誉,也能直接干涉利益。没有比言语矛盾更复杂的了。一句话能得罪一个人,一句话能搞臭一个人,一句话能结下一辈子的冤仇。孩子打架了,两家大人出来,一句话不对,彼此便伤了和气。所以,人们公开使用语言还是慎重的,毕竟多少年住一块儿,远亲不如近邻,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暗地里嘴就很难闭住了。赵钱孙李,说长道短,总不会断的。谁家娶的媳妇刚过门就肚子大啦,谁家半夜拉来几根木料啦,谁家女婿升了官啦,谁家夫妻闹不和啦,谁家男人和别的女人胡搞啦,谁家又买了洗衣机啦,夫妻之间议论,再邻居之间议论,由近及远,便在院内形成舆论。
熊国兵第二天就将电炉摔碎在大院门口的垃圾箱旁,人们都见了,可并没有减少对他的议论。东家的舌头伸到西家窗内,西家手支着耳朵听了,又把嘴伸到北家,北家听了,又把话传到南家。最后只剩熊国兵老婆不知道。她不知道,熊国兵也便还是没事人。
初中辍学当工人,没几年“文化大革命”当了驻校工宣队。威风了几年,又回到工厂。不费什么力气,聊聊,笑笑,生活上帮点忙,就搞了个刚进厂学徒的女知青当老婆。
他的本事就一个字:油儿。
他在家坐不住。不上班了,睡醒懒觉,打着哈欠,趿拉着拖鞋,左邻右舍地聊聊,把谁家门里门外都照上一遍,看看都买了些什么吃的用的,议论议论价儿。然后溜溜达达,粮站门口,菜店门口,肉店门口,都站一站,再到里面柜台上斜着身靠靠,和营业员们闲聊。东一句西一句,有说有笑。他又高又块儿,脸庞又俊气,女人们都喜欢他。他怎么唬住老婆的?哼,瞅你那样儿,真看不上你。告诉你,喜欢我的娘们儿有的是,你要对我有丁点儿不好,立刻蹬你的蛋。我立马儿找个比你好得多的大姑娘。老婆上过高中,家庭出身又不错,可整日惟恐失去他,里里外外把他伺候得像个大爷。
他在家是个大爷。活得舒舒服服。可出了门,大爷另有套数。这不是女营业员们笑骂他了:“瞅你成天游手好闲的,真不是个好男人。”他笑笑:是不好,可有人要就行。“谁要你?你老婆瞎了眼啦。”没人要才好呢。“好什么?”削价处理给你呀。“去你的。”女的抡起一把芹菜就要抽他。他缩头举手佯装遮挡:行了,我的好大姐,我怕你还不行?“怕了咋说?”下辈子我要和你成一家,再不敢游手好闲了。众人哈哈大笑,他给他们带来了热闹。说笑够了,他挑一把芹菜,拣俩西红柿,今儿我一个人在家,随便炒个菜,这一点不值当给你们钱了。“又来白蹭。”营业员们嗔骂道,由他走了。
一上午转一圈,肉店里买几斤便宜骨头,上面肉还挺多,粮店里不花米票买出平价大米,再到西瓜摊说笑上一通,帮着卸卸瓜,又白抱回两个沙瓤大西瓜。回屋一见老婆,说话气粗了:没长眼,还不接着点?看看你老汉的本事,一分钱买回一毛钱的货来。伸着腿坐下了,摇开扇子了,骂开人了,等小圆桌上丁丁当当摆上盘,冒上热气,他吱儿吱儿地饮开酒了,一盅又一盅。花生米往嘴里一丢,干香脆;糖拌西红柿一片片送进口,凉酸甜;白酒热辣辣往下走,真来劲儿,浑身酥热舒坦。三天不喝酒,人就没了筋骨。老婆在身边忙来转去,他把着圆桌独斟独饮,真像个大爷。恣意。
老婆说着:谁家摆书摊,挣了几万了。谁在厂里混上副科长了。谁他听着不耐烦,往后摆手:他们挣钱挣去,当官当去,不稀罕,我只图活个自在。他又一举盅一仰而尽,盯着花生米盘,筷子如鸡啄,一连丢十几粒入嘴。
他好好活着,凭什么劳神?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挣钱,他会。挣大钱,他嫌累,小钱,他不是一直挣着呢。
谁有我认识人多?别的不说,就说铁路上,全国几十条线上都有我铁哥们儿。东北长春,沈阳,哈尔滨,上海,天津,武汉,重庆,西安,广州,昆明,银川,包头,呼和浩特,你说去哪儿吧?他要去,不花一分钱还坐卧铺。这不是,刚跑了一趟北戴河,背回一篓螃蟹,一倒卖,挣了六十元。自己还美滋滋地来了两只,蘸上姜末酱油醋,好好喝了一升啤酒。
这是真事,更要吹,连真带假的一样吹。哪个铁哥们儿,是给中央张部长开小车的,哪位铁哥们儿在五金厂当供销科长,哪位铁哥们儿是百货大楼的头头儿,又有哪位是公司经理,还有一位是民航售票处的负责人,再有一位在广交会工作,再再有一位是上海某商店的经理简直是朋友遍天下,关系遍全国。他靠着柜台有声有色吹上半天儿,女营业员们眼都听直了。
凡是他认识的,都是他熟悉的,而凡他熟悉的都是他的铁哥们儿。对张三讲,李四是他好朋友;对李四讲,张三又是他熊国兵的好朋友。张三、李四碰一块儿了,说起他都会摇头:我和他不太熟。真真假假,没几个人能分辨得清。你不信?他从皮鞋厂一下买回四十二双最抢手的新式样皮鞋,一倒手,挣了一百多。你不信?他托列车员从四川运来一筐橘子,三角钱一斤,到北京卖一块五。你是他铁哥们儿,他一块二卖你十斤。
你说穿他的吹牛:你那位铁哥们儿怎么说不认识你?他会说:那是他不愿告你。你再揭他的底,他也不在乎,一笑了之。他脸皮厚,没恼过。天下最有用的东西就是厚脸皮。
和他相处时间长的人不相信他,和他相处短的都相信他。相处短的人多,相信他的人也便多。就为他办事,然后又求他办事。托他买辆“永久”牌车啦,买台名牌子的缝纫机啦。他把钱都收下了,有时真替你买来了,有时东西没买来,钱也没影儿了。你一次又一次找他要,他便笑笑:等两天吧。
欠钱多了,他也觉着不是事。干脆赌一赌,一晚上捞上千八百元,就都还清了。可一下,却输了千八百。
这回大爷不大爷了,自在也不自在了。没敢和老婆说,想了想,联合两个铁哥们儿从南方往北京贩生鸡,借钱,挪公款,跑了一趟,没弄好,又赔了八千。
这下可闹好了。搁在旁人头上快上吊了,他毛是有点毛了,可还沉得住气。我没钱,你们总不能逼着我死吧?赖着。老婆回娘家,他还有心思把菜店里的相好领回家过夜,半夜又被“查”见了。他还是轮胎脸皮不大在乎。可眼前当下立着一个人,金象胡同一号院内的邻居,借了他五百元贩鸡的,现在伸手来要了。
月光下,阳台上,影影绰绰的檐影下,只立着六号的男孩子吉小瑞。他从上海回来了。一人坐火车,一人照顾奶奶来京,一人去上海出版社,代表父亲送书稿,一人东忙西跑,各种人谈话交涉。热风吹,太阳晒,他黑了,瘦了,精干了,成熟了,有社交经验了,多了各种见闻了。上海城市的繁华,黄浦江的摆渡船,南京的长江大桥,火车遇上小偷,有人走私被查住,苏州的卤豆腐干咸酸辣,德州的西瓜二十斤一个,上海女孩子的裙子漂亮他要告诉她,而她不在了。
女孩儿叫沈浩莉,到广州她舅舅家去了。从此在广州上学,再也见不到她了。自己那天晚上为什么忘了阳台上的约会呢?那天她是不是要和自己商量去不去广州呢?
抬头,月亮已经圆过又缺了,像个胖梳子歪着。倒是皎皎洁洁的,照得夜空碧蓝如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