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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荣耀 正文 第四十一章 治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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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按田地亩数收取,确保了国家能够最大限度从田产获利,所以江南行省虽然赋税定得低,但是收上来的总数却不低。

    刘浩然接着又颂布了《赎奴律》,宣布行省出钱从地主豪强手里赎买因为战乱而卖身沦为奴仆的百姓,价钱比市价高三成,不过是分五年付清。而自愿被官府赎买的百姓可以分得田地,用粮食支付一半的赎买费用后就可获得自由,与一般百姓无异。刘浩然明白,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解放一大批劳动力,让他们直接为自己的政权输送物产粮食。

    按照行省陆续颂布的律法,行省境内的矿产、茶叶、瓷器、丝绸、棉等物资暂时必须或有官府开办,或由官府监管,私人不得随意出售。当然了,行省不会让各商户地主吃亏,大家都需要获利。在官府的统一管理下,这些东西获得了垄断地位,避免了恶性竞争,外地商旅或者海商必须付出高价才能购买这些物产,而这些东西在北方、在海外可都是暴利,商旅们为了能拿到货,价高也只好认了。于是行省官府获得了大量赋税,商户、地主们也获得颇丰的盈利。

    江南行省在境内实行关税制度,也就是除了购买和出售,商贾不用交以前数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一下子降低了他们的成本,使得他们趋利而至,云集江南。而行省可以利用不同物产的关税不同,控制物产的流入和流出。例如最重要的粮食,“出口税”居然比瓷器、茶叶还要贵上好几倍,运出去几乎没有任何盈利,而“进口税”却极低,甚至还有补贴。只要能从日本、暹罗、越陈收集粮食运到江南,就能收获颇丰,然后再收购瓷器、丝绸回去,又是一笔利润。而在规划中做为刘浩然战略扶植的棉花出口税就定得很高,而成品棉布却定得极低,而且还有越来越低,有退税补贴的趋向,算上赋税,收购棉花还不如直接采购棉布。刘浩然相信,逐利而生的商人会算清楚这笔帐的。

    在刘浩然的指导下,江南行省的工匠,加上张士诚送过来的精英工匠,江宁、当涂两地的工场发展得越来越好,钢铁工场开始成型,大批机械被研制出来。尤其是刘浩然关注的纺织机,经过近两年的研发,终于获得了成功。在前宋和现在所用的几十锭水力大纺车的基础上,加上刘浩然对机械的指点,将纱锭由横向改为自立,并立了上百个纱锭,不但效率提高,纺出的棉纱质量又好。而跟进研制出来水力织布机更是把棉布织造提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刘浩然将松江府确定为棉布织造的重点区域,这个出黄道婆的地区,不但出产大量的棉花,棉纺历史也悠久。行省将民间的织工集中起来,在河边择地修建了巨大的厂房,应用新技术新机器,开始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

    随后还有新开设的水力榨油场、水力丝绸纺织场、水力造纸场、水力印刷场等等相继在江南各地开设,看着这些工场源源不断输出的产品,然后换成滚滚的钱财,众多的地主富商把这些工场看成了聚宝盆。

    看到把大家的馋劲都勾引起来后,刘浩然宣布这些民用品工场官府准备全部放开,交由民间经营,只要遵守官府的关税制度和监管就好了。听到这个好消息,地主富商们蜂拥而至,纷纷要求分一杯羹。但是入股的条件却让他们有点踌躇,行省官府不要钱财,只接受田地折价入股。

    几经犹豫和争论,有些开明的地主富商咬着牙转让了很大一部分田地,入股这些工场,而更多的地主富商却在继续犹豫着,毕竟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土地是最重要的。过了几年,随着南北海路的开通,棉布、丝绸、纸张等物品需求大增,入股的地主富商数钱数得手软,而坚守土地的地主富商由于行省慢慢恢复了元气,加上各处荒地大量开耕和军屯,粮食、棉花等农作物连连丰收,粮价、棉花价格持续下降,他们的收入反而降低了。

    有了教训和例子,在行省新一轮增设工场的时机,大批地主富商纷纷转让良田,入股工场,就这样,在刘浩然挥动的经济大棒下,江南各地开始向资本社会的雏形转变,数量巨大的工场主、大商家涌现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群体,开始向传统的地主群体发起挑战。

    龙凤二年十月,刘浩然颂布《权利律法》,宣布所有为行省交纳赋税的人,包括普通百姓、地主、工场主、商人都是在为国家做奉献,他们用自己的赋税和义务支援着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大业,所以也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包括享有人身安全和财产的保护权、享有对官府支配赋税的知情权等等。在这部律法中,刘浩然首先明确提出了权利、义务和责任等概念,他指出,如今各地义军纷起,为得就是推翻元廷残暴的统治,如果行省不重视和保护民众的权利,那么与元廷旧有的体制又有什么区别。

    这一律法在大江南北掀起巨澜,有说好,有说不好,议论纷纷。而刘浩然利用一批御用文人,在新设的《江南邸报》上撰文,评论前唐宋和元廷的体制不同,指出唐宋朝时政治清明,权利制衡,百姓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而元廷完全以一种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和思想统治天下,蒙古人以外,无不是其奴隶,谈什么自由和权利。

    在国家、民族大义上,坚持旧思想的儒生文人就不好正面反驳了,只好从君臣、父子伦理上进行辩论,这下又被御用文人抓住把柄了,他们撰文指出行省的《权利律法》不是要建立一个无君无父的体制,而是要恢复被元廷废弃的民重思想。他们高举圣人旗号,尤其是孟圣,开口闭口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江南行省的《权利律法》正是在执行和贯彻这一思想,而开口闭口君臣伦理,剥夺他人权利和自由的简直就是在为蒙古鞑虏摇旗呐喊,为他们招魂。

    这顶大帽子扣下去,把那些保守儒生文人打得晕头转向。现在愿意出山的儒生文人都清楚现在的元廷残暴无德,已经失去天下民心,在这种形势下被扣上元廷走狗的帽子,的确让他们觉得自己有点冤。

    做为幕后主使人的刘浩然却以这是学术争论,坚决不表态支持哪一方,其实在心里却暗自偷乐。现在正是风云激荡、改朝换代的年代,必须要抓住这一时机,在大家思想混乱的时候把有利于自己的思想广播开来,他不愿意走上历史上朱元璋的老路,蒙古鞑虏赶跑了,却继承了不少糟粕,结果搞得朱明王朝又被一帮奴隶主给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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