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有增援,要打,又是硬啃,我们应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一部”
然而,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会议终究还是做出了打打鼓新场的决定。
散会之后,毛泽东一直放心不下,如果硬打打鼓新场,红军一定会遭受重大的损失,从江西突围以来,红军力量锐减,再也禁不住大的损失了。
想到半夜不能入睡,毛泽东提着灯找到了周恩来,向他陈述了厉害,希望周恩来将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让大家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又想了一宿,觉得毛泽东说的很有道理,第二天一早,他又建议开了个会,分析形势及利弊,终于将大家说服了。
打鼓新场风波虽然已经过去了,通过这次事件却暴露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紧迫的军事指挥问题上,动辄搞那么多人开会,动辄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不利于决策,迟早会出现问题。
指挥战争,全力必须相对集中,不然就会贻误战机,毛泽东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恩来和张闻天,他们都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还提出,反对李德,博古,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从实际出发去指挥打仗,但是“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还是很有必要的,三个人,既可以集思广益,发扬民主,又能比较容易统一意见,便于集中。
借此思想,3月12日,新的“三人团”宣布成立,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为团长。
至此,由于会议延迟的原因,红军在尊严西南地区活动了将近一周,使蒋介石对此又产生了错觉。
他认为红军“徘徊此地,乃是大方针未定的表现”。于是令各路人马不顾一切的寻找机会与红军决战,并叫嚷“残匪西窜是我军围剿唯一良机”。
11日,川军潘文华部三个旅占领遵义,周浑元纵队主力集结鲁班场地区,吴奇伟纵队一部已经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
根据上述敌情变化,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王家烈部队为主要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能与之作战。”
中革军委于3月13日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于作战。
遗憾的是,遵义之战后,蒋介石的命令很明确,不可随意出击,一个个部队也变得谨慎多了,各个退避不战,周浑元更是退到了鲁班场一带赶筑碉堡,直守不攻。
而遵照军委部署,红一军团三次在长干山一带用炮火调动敌人,但都没有效果。
15日,红军以一部兵力监视枫得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地带的周浑元部队进攻,却由于周浑元纵队三个师聚集一团,红军攻击了一天也没能奏效。
此时,蒋介石新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东有已经进入遵义的川军郭勋祺模范师东南有吴奇伟纵队和湘军一部西有周浑元纵队和黔军西北有滇军孙渡部,加之各地国军民团,敌人总兵力在20万以上。
红军形势危机,似乎插翅难逃。
预知下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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