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萧在朝阳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小说人生啊!不但在报纸上连载完了,而且由哈尔滨时代书店出版。封面画了一棵枯树,树下是一面打碎的镜子。书名人生啊!是用小行书写的,惊叹号画得很大。塞上萧三个字是作者自己的签名,写得很潇洒。十五万多字的小说,有一个不算窄的脊梁骨,摆在书架上也很好看呢。塞上萧喜欢得晚上睡不着觉,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的真正的欢乐呀!从前他觉得人生是灰色的,暗淡的,甚至相信“生活就是一系列惩罚”的说法,觉得人生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只有死亡才能解脱。所以他才让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上吊了。现在他又觉得人生是光明的,前途是灿烂的,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他招手,只要肯努力去奋斗,就能获得幸福。
他高兴得晚上做的梦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经常做噩梦,不是死爹就是死妈。有一次梦见他被那帮爱闹恶作剧的同学推进大海里,四面无边无岸,滔天的波浪向他打来,眼看就要道没顶之灾了,他惊喊着醒来,吓出一身冷汗。现在呢,一闭上眼睛就是鲜花和笑脸。他梦见一群姑娘给他献花。梦见他写的一大部长篇小说出版了,布面精装,名画家插的图,书名从中国字变成各种外国字;他梦见全世界都争看他的书,外国报纸上登着他的大照片。他梦见他在一座大学的操场上发表演说,他站在高处,周围围得人山人海醒来时候,总觉得这个场面在哪儿见过?后来猛然想起:这不是前几天自己在“北师大”操场上听鲁迅先生讲演时的情景吗。哎呀,鲁迅竟变成了自己。想到这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烧:这要叫同学们知道有多不好!
一年来,同学们对他越来越敬重了。他这班同学虽然都是学文学的,但是多数都是才练习着写作品,有几个能在报屁股上发表个千八百字的短篇,已经像在一片幼苗中长出的几棵高草一样,自视甚高了。稿费虽然只有几块钱,也炫耀着请几个同学上东来顺吃顿涮羊肉。哪怕再赔上几块钱,精神上却得到了满足。塞上萧可和这样的同学不同,他接连着用塞上萧的笔名在北平晨报和创作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这两种报刊当时在学生中都是很有影响的,所以一下便传开了,全校学生几乎都认识他。好多人想知道这个眉清目秀、细高挑儿的同学是哪儿的人,从哪儿来的,从前写过什么作品没有了关于这些大家都弄不大清楚。正在大家窃窃私议的时候,人生啊!的单行本传到北平,传到“朝大”了。哎呀!塞上萧的书!塞上萧在中学时候就写书了!天才,天才在这里呢!
塞上萧被公认为青年作家了。一九二八年新年的时候,北平晨报请他写文章</a >,还登了他的照片。学校也请他发表谈话。他自己觉得比以前高大多了。
一阵热乎劲过去以后,评论出来啦。开始只是一两篇小文章</a >,发表在晨报上,说塞上萧的作品是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文字粗浅,不能给人以美的感觉。接着又出来几篇有分量的评论,说他那只是萌芽状态的文艺,在为人生的旗号下粗造滥制,劝他赶快提高。
这些评论就像一盆一盆冷水从他头上浇下来,不但浇到他的头上,也溅到同学们的身上,有些人便对他摇起头来,甚至从前佩服他的人也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了。
本来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供人评论的,从抱在母亲怀里就有人说:真俊哪,看这大眼睛!到会坐着,会走路,会说话,每长一寸都会产生新的评论。所以人本应该习惯于被人评论。不但应该习惯,还应该锻炼得能和那不公正的评论作斗争,有的应该顶回去,反驳,战斗,像鲁迅先生那样。
但是塞上萧可不行,他又开始做噩梦了,在他眼前灿烂的前途没有了,闪光的未来不见了,一切又都开始灰暗下去。他在苦闷中开始研究自己的作品,越研究越感觉评论说得有道理,自己写的那些玩艺确实粗糙,确实艺术性很低,确实应该提高。他把自己的书摔到一旁去,看着那书皮生气:为什么画个破镜子呢?简直是不祥之兆。
他给他的叔叔写了封信,向他请教。叔叔回信也要他提高,刻苦地提高!于是他就猛读起外国名著。他专挑那些文字写得美的,技巧高的来读,读着读着,他对英国十九世纪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读他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为他那俏皮而洗练的台词所倾倒;他又读他的童话集快乐的王子,又被那宝石一样的光彩照射得叹为观止。当时王尔德虽然已经轰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还不多,他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位作家,加紧学英语。他的英语在中学时就开始学,进大学后又接着学,拿着字典可以看英文书。这时再一抓紧,勤奋加上他的聪慧,很快就能读懂原文。他直接给英国书店去信、汇款,把所有王尔德的作品,连同宣扬他那“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的论文,以及关于对王尔德的评论,都买来了。他完全沉醉在对王尔德的研究之中。
一九二八年的中国正是革命和**革命殊死战斗的时刻。一方面是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中国人民举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各派军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对革命人民进行着血腥的屠杀。
在这种形势下,北平的学生运动也正如火如茶地开展着。而塞上萧却真的“两耳不闻天下事”了。他一方面陶醉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里,一方面又沉沦在北平学生公寓的放荡生活中。放荡生活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本是一个母体里的双胞胎。王尔德认为在生活中已经看不到出路与希望,只有艺术是最真实的,最美的。为了追求这个美,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王尔德的主张和塞上萧那早有的灰暗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所以现在是一拍即合。
北平学生公寓住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塞上萧住的这个公寓就更多一些,因为都是朝阳大学的学生。对他们当中一些人来说,念书就是混张文凭,闹个大学毕业的资格。所以念书倒成了次要的,吃喝玩乐才是真格的。熟悉那时北平学生公寓生活的人都知道,旧社会享乐的一些玩意儿在那里面几乎都可以找到。赌、酒、女人,甚至抽大烟,在公寓都方便。没有一家公寓不是明文禁赌的,又没有一家不是公开聚赌的。如果你想打麻将,只要告诉伙计一声,马上就可以送上一副好骨牌来,只要头钱多打一些就可以了。女人呢,反正有钱就好办,伙计是善察人心的,他甚至会给你领个女学生打扮的姑娘来。半夜十二点过后,肚子发空了,要吃什么几乎是一呼就到。钱多的,伙计给你用提盒到饭店去提;钱少的门外就有馄饨、硬面饽饽;你又没钱又要喝酒怎么办?先赊着,四十枚花生豆,二两腊肠,一壶烧酒,就可以让你有半仙之体,甚至还可以腾云驾雾。公寓周围有不少靠着这帮学生少爷吃饭的,坐在屋子里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可以办到。这不是念书的学生,是书本里的蛀鱼,是书桌里的蛀虫,它们很小,很不显眼,但是天天在那里啮食,天长日久,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蛀空了。这是腐朽的旧中国的产物,你到这样的公寓里转一圈,真会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塞上萧和这帮“蛀虫”样的学生少爷还不一样,他还要研究他的王尔德,他还要思考问题,他还想写东西。但他和他们有时就闹到一块去了,甚至还闹得很凶。
这时李汉超已经参加党了。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于,斗争非常紧张,但他并没忘了这位颇有才华的老同学。他有时来看他,每来一次总劝他从这里搬出去,和他住在一块。塞上萧当然不肯。他们俩经常辩论,李汉超让他走出公寓,走出课堂,到斗争中去看一看。他则紧摇着头说:“我是搞艺术的,不是搞政治的。一个艺术家如果一沾政治的边,就会把艺术上的美破坏得体无完肤。;”李汉超一听这话,立刻就激动起来,两人就会争得面红耳赤。虽然如此,关系可从未中断,一逢节假日或星期天,塞上萧就去找李汉超,死活也要把他拉到馆子里去,吃上一顿好饭。不是塞上萧一个人不能吃,也不是非得李汉超陪他吃才有意思,而是心里惦念老同学的身体。他猜不准李汉超参没参加共产党,但他知道他是信奉共产主义的,而且正为之献身。他见老同学没早没晚地搞学生运动,有时顾不上吃顾不上喝,身体明显消瘦下来。一个人的信仰是不能劝阻的,主义认定就不好改变。塞上萧觉得,这正像他父亲信奉封建礼法、崇拜孔老夫子,他信奉唯美主义、崇拜王尔德一样,各有自己的理想。所以他根本不想去劝告李汉超,两人你搞你的政治,我搞我的艺术。但是对朋友的身体他却要尽一点责任,大责任尽不上,每隔几天帮他改善顿生活是完全能做到的。这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必尽的义务,如果遇上哪个星期天没找到李汉超,他就星期一再去,一直到找着为止。李汉超也明白他这份心思,所以就不推辞了,推辞也没用。本来李汉超自己也不是下不起馆子,他那地主家庭总给他汇钱来,但他一个钱也不肯乱花,他要买书,要救济困难同学,要尽可能地多交一些党费。而且他也真顾不上去讲究吃喝呀。
他们的关系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的枪声响后不久,李汉超就抛下妻女,赶到抗日第一线,参加东〕比义勇军去了。
塞上萧还原地没动。他大学本已念完,但他不愿离开那学生公寓,不愿离开已经过惯的北平生活,而且北平的图书馆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愿回吉林那个家。他的媳妇对他就像一块永远不散的黑云一样,随着他的心清在他头顶上飘来飘去,有时离得远些,有时离得近些,有时就顺着头顶压下来,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曾给母亲和两位执掌家业的叔叔写过好多次信,要求离婚,结束他和他媳妇那痛苦的生活,还给他们婚姻上的自由。可是每封信都遭到严词拒绝。他母亲甚至告诉他:这是他父亲为他办的亲事,要把媳妇“休”回娘家,除非让他父亲点头。唉!这真是从何谈起,父亲已经进入九泉之下,难道要到阎罗殿前去找他?而最后一封信更加厉害,竞附上上他媳妇的一段誓言:我幼读女儿经,长读闺中训,我明白德容言功与三从四德,我也知道好马不配双鞍,烈女不嫁二夫郎。我进了萧家的门,活着是萧家人,死了是萧家鬼,今生今世不和你“打霸刀”
接到这封信后,塞上萧就再也不向家中提这件事了。也只有这时他才真正感受到中国这套封建礼法把人束缚到什么程度!有些人就像最虔诚的宗教徒那样,一生就以身殉道。
寒上萧不愿回吉林老家不等于他不惦念东北家乡。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对家乡的沦陷,人民遭受的涂炭,还是思念不已的。他送李汉超上火车的时候,曾泣不成声,泪洒胸怀。
九月二十一日,他从报上看到了日本大兵开进吉林省城的消息。他痛苦得连王尔德都研究不下去了。过不几天,王一民给他来了信,信上说:他准备马上就离开吉林,投笔从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去。信中愤慨地述说了吉林被汉奸熙洽出卖的情况。当时吉林省长张作相正在锦州老巢里给他母亲办丧事,军政大权完全操纵在满清皇族、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省督军署参谋长熙洽手里。九月十九日日寇刚一占领沈阳城,熙洽马上就和他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现在指挥一个师团侵略军的多门二郎联系上了。二十日熙洽下令将吉林驻军全部撤出吉林城。二十一日熙洽亲往土门岭迎接日寇司令官多门二郎,于是日本侵略者就非常迅速地,不费一枪一弹地开进了吉林城。
塞上萧看完了信气得咬牙切齿,他恨熙洽这个民族的败类,祖国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几乎想拿起笔来写一篇声讨熙洽的檄文。但是他没有,他不能这样做,他可以在心里恨,在嘴里骂,但不能诉之于笔墨,他的笔墨是他献身于艺术的工具,不能为任何政治目的去乱用。他从来就反对“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他认为国防和文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为什么要硬拉到一块去呢?用文学去干国防,不但国防干不成,连文学也干没有了。
塞上萧在心里筑起一道长城,把文艺和政治完全隔离开了。这道长城的地基,还是王尔德那“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
塞上萧思念东北,又不愿回吉林老家,怎么办呢?北平学生公寓终久不是长居久安之地。这时他想起了哈尔滨,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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