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按部就班以后,日子显得平淡了不少,紧张自然还是紧张,毕业班嘛,升学率嘛,没办法。我把几年来中考试卷也翻了个颠三倒四,心里有根了。
傅康最近比较忙,四月刚冒头,他就开始筹备青年节的事——他还兼着桑树坪学校的团支书呢。傅康让我又填表格又写材料,说九河市农垦局要评选局级优秀团员,一个农场报三个典型,学校给我争取了一个名额。
“事迹,我有什么事迹啊?”望着那些烦琐的条目,我踌躇起来。
傅康笑道:“这些佟校都给你想了,就写你怎样搞教学创新,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呗;再有,你不是还得了一个育才奖呢?一个中文系的,编这个还犯愁?”
我还真得了个“育才奖”好象还是国家教委下面的一个什么部门发的。我刚来桑树坪后不久,遇到一个教育系统组织的征文比赛,全校选手的作文辅导责无旁贷地落到我头上,后来有几个学生得了二、三等奖,其他都是鼓励奖,作为辅导老师,我顺水行舟地落了张小证书。我记得那时候一个学生交了5块钱的参赛费,参加就有奖。这么寒碜的事也算事迹?
最后还是写上了。弄得很隆重似的,好象我被封成了教育标兵。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得过一张“中华桂冠诗人”的证书呢,据说我参赛的一首诗被联合国的一个什么组织看中了,已经翻译成好几种文字,要我汇款买几本书送朋友或者珍藏,后来花了俩月生活费,只换来一张吓人的证书。我想,所谓“育才奖”也不过如此。
这种荣誉在“系统内”没几个人有脸提,不过对系统外的人还是可以唬一气的,农垦局那些老爷们未必知道教育界那些小猫腻,各个系统都有各自的一套“活儿”比着出成果比着不要脸,一般老百姓根本闹不清那些特约记者、高工、人民好公仆和世界名人是怎么冒出来的。如果我在建筑工地上亮出桂冠诗人证书,脚手架上没准儿能栽下俩崇拜者来。现在,我怎么也算“得过全国性的奖”的,当然可以写进事迹材料里。这就是在“系统外”教书的好处,只有先被外行领导,才有机会糊弄领导。
我这样罗嗦是想表明我当时真的很不安,有一种苟且的无奈。
齐美云的母亲——那个妇联主任说我“有点假正经”现在回想,人家说的也对。
到楼上拿书时,佟校招呼我进去,跟章书记一块给我做工作,叫我写入党申请书。我推辞道:“我又不想当官发财,没兴趣啊。”
章书记笑:“入党就是当官发财?”
“那现在年轻人入党都为了什么?信仰?您信么?”我玩笑着。
佟校笑我想问题太孩子气,说我在政治上不成熟。我说我爱国也好爱民爱岗也好,不一定非得入党啊,我在政治上真没那个要求,不是党员就不允许追求进步了?
“我们不是想把好青年都吸收进组织嘛。”佟校笑道:“而且,你将来真想一辈子教书啊,学校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你们年轻人做,思路要放得开阔一些,你看华中良,四十多了还哭着喊着要入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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