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倒是一种并不愚蠢的想法：当一个人遭到某种严重疾病或者某种深重的忧虑折磨时，他就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疾病或忧虑。他曾对我说过：‘您可曾注意到，一个人是不会同时害上所有的病的。假设您患有重病或者某种不治之症：严重的癌症或肺结核，您就决不会被鼠疫或斑疹伤寒所侵袭，决不可能。而且这方面的效果比上述的还要大得多，因为您决不会看到过一个癌症患者死于车祸。’这种想法，暂且不问正确与否，倒使得科塔尔感到心情舒畅，他唯一担心的事，就是怕把他跟别人隔离开来。他宁可和大家一起被围困起来，而不愿做单身囚徒。鼠疫一来，什么秘密调查啊，档案啊，卡片啊，密令啊，迫在眉睫的逮捕啊，全都谈不上了。说得确切些，那就是警察局也罢，旧的或新的罪行也罢，罪犯也罢，全都化为乌有厂，只有被鼠疫‘判了刑’的人在等待着它的完全独断独行的恩赦，而在这些人中间就有警务人员。”因此，根据塔鲁的解释，科塔尔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这种宽容、体贴而又满意的态度去看待市民们忧虑和惊慌失措的表现，他那副神情仿佛在说：“你们尽管讲吧，反正这种事我比你们领教得早。”

    “我曾经告诉他——但也是白说——要使自己不脱离群众的唯一途径，归根结底，就是要做到问心无愧。他带着恶意看了我一眼，对我说：‘那么，照您这么说，人与人就决不能相处(口罗)。’他接着又说：‘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过我跟您说，使人们团聚在一起的唯一途径，仍然是把鼠疫带到他们中间去。您还是看看您周围的情况吧。’其实，我懂得他想讲什么，我也明白今天的生活对他说来是多么舒适。旁人对事物的某些反应有时正好和他相同，他当然不会不看到：人人都企图使大家跟自己在一起；有时候热心地给迷途者指路，可是有时候却显得很不耐烦；人们争先恐后地拥进豪华的饭店，乐滋滋地呆在那里久久不去；每天，闹哄哄的人群，站在电影院门口排队，把所有的剧场和舞厅都挤得满满的，像奔腾而来的潮水一样拥人公共场所；人们怕与别人进行任何接触，但对人类的热情的渴望却又驱使男男女女相互接近，肩摩肘接。显然，科塔尔对这一切早就领教过了。不过对女人除外，因为凭他的那副嘴脸我猜想当他需要找妓女时，为了避免造成恶劣印象而害了自己，他就自我克制。

    “总之，鼠疫对他有好处。鼠疫使这个不甘孤独的人成了它的同谋者。是的，很明显，是一个同谋者，而且是一个乐此不疲的同谋者。他赞许他所看到的一切：那些惶惶不安的人的迷信、莫名其妙的恐惧、易于冲动的脾气；他们力避谈及鼠疫、却又不停地谈及鼠疫的怪癖；他们从得知这种病是以头痛开始的这一天起，一发觉有点头痛就心惊胆战、面无人色的表现；还有他们一触即发的脾气和反复无常的心理——这使他们会把别人的遗忘看作是冒犯，或者会因丢失一粒裤子纽扣而伤心不已。”

    塔鲁经常和科塔尔在晚上一同出去。他后来就在笔记本里记叙他们如何在傍晚或深夜走人人影幢幢的人群中去，摩肩接踵地夹杂在若隐若现的人堆里，因为每隔相当距离才有一盏发着微弱亮光的路灯。他俩就这样跟随着人群去寻欢作乐以摆脱鼠疫的阴影。这就是科塔尔几个月前在公共娱乐场所寻求的奢侈豪华的生活，也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而又无法得到满足的放荡不羁的享乐生活，而现在全城的人都趋之若骛。各种东西的价格都在上涨，无法遏止，而人们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挥金如土，尽管大部分人都缺乏生活必需品，但人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量地消耗奢侈品。所有各种为有闲阶级服务的游戏赌博场所开办得越来越多，而这种有闲生活却只不过反映了失业现象。塔鲁和科塔尔有时花了不少时间跟在一对男女的后面。过去，这种成对的男女总是小心翼翼地要避人耳目，而现在却是相互紧紧偎依，肆无忌惮地在全城游逛，火热到忘乎所以，把周围的人群完全置之度外。科塔尔情不自禁地说：“啊！真是好样儿的！”面对着这种群众性的狂热，面对着明目张胆的调情，在周围一片响亮的大手大脚丢小费的闹声中，他兴高采烈，高声喧嚷。

    然而，塔鲁认为，在科塔尔的这种态度中并没有多少恶意。科塔尔常说：“这些事我在他们之前早就领教过了。”这句话与其说是显示了他的得意心情，毋宁说是表明了他的不幸遭遇。塔鲁在笔记本里写道：“我觉得他开始疼爱这些飞不上天、出不了城的人了。比如，一有机会，他就向他们解释鼠疫并不像大伙儿所想象的那么可怕。他曾对我说：‘您且听听他们说些什么：鼠疫过后，我要做这，鼠疫过后，我要做那他们不想安安逸逸地过日子，而偏偏要自寻烦恼。他们甚至看不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难道我能说：在我被逮捕之后，我要做这做那吗？被逮捕是事情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可是遇到鼠疫您要我谈谈我的看法吗？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不能听其自然。我这样说并不是信口开河。’”

    塔鲁接着写道：“确实，他并不是信口开河，他恰如其分地猜测出奥兰居民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迫切需要使他们相互接近的热情，一方面却又由于存有戒心而彼此疏远。人们都深深懂得不能轻信自己的邻居，因为他会在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乘您对他毫无戒备之机，把鼠疫传染给您。如果有人，像科塔尔那样，花上许多工夫在他所找的同伴中间去发现一些可能会告密的人，那么，他就能理解这种心情，就会十分体谅有下述想法的那些人：他们认为，鼠疫会在旦夕之间降到他们身上，可能准备就在他们庆幸未被传染上的时候，突然来临。尽管有这种可能，但是在恐怖的气氛中，科塔尔仍能泰然自若，因为他早在别人之前就领教过这一切了，所以我认为他不会完全像别人那样受到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的折磨。总而言之，跟我们所有这些还没有丧命于鼠疫的人一样，他也感到他的自由和他的生命每天都濒于毁灭。但是，由于他已亲身体验过恐怖的味道，他认为，现在轮到别人来尝一下这种滋味，这也是完全正常的。说得更确切一些，在他看来，大家分担恐怖，那比他一个人单独忍受要好受得多。他错也就错在这一点上，而且就在这一点上，他比别人更难被人了解c但是，不管怎么说，正因为这样，他才比别人更值得我们去了解。”

    最后，塔鲁在笔记本里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它证实在科塔尔和鼠疫患者身上同时存在着一种奇怪心理。这件事大致上可以说明一下当时难以忍受的气氛，因此笔者认为它很重要。

    那天，科塔尔邀请塔鲁到市歌剧院去观看歌剧俄耳南斯与欧律狄刻1。演出该剧的剧团是在春天鼠疫刚发生时来到本城的。这个被鼠疫封锁在城里的剧团在与市歌剧院协商以后，迫不得己每周把这部歌剧重演一次。因此，几个月来，每逢星期五，市歌剧院里就响起了俄耳市斯的回肠荡气的悲歌和欧律狄刻的微弱无力的呼吁。但是，这部歌剧却继续受到观众的欢迎，卖座率始终很高。科塔尔和塔鲁坐在票价最高的正厅前座中，周围坐满了本城的上流人士。那些姗姗来迟的人总是竭力让人注意到他们的进场。在耀眼的幕前灯光下，当乐师们在轻声调音的时候，只见一个个人影清晰地从一排座位走到另一排座位，温文尔雅地向座上的人鞠躬致意，在斯文的轻声交谈中，人们又恢复了几小时前他们在城中阴暗的街道上行走时所失去的那种镇定情绪，服饰打扮驱走了瘟神——

    1这部歌剧是德国音乐家格卢克（1714一1787）谱写的。根据古希腊神话，俄耳甫斯是个善弹坚琴的歌手，传说他奏的音乐可感动鸟兽木石。他的妻子欧律狄刻在结婚那天被毒蛇咬死，他到阴间去，用乐曲感动了阴间的神灵，获准放回他的爱妻，但规定在离开阴间之前，不能回顾。俄耳南斯没有能够遵守诺言，最后还是回头看了一下在他身后的欧律狄刻，随即被雷击死。

    在整个第一幕中，俄耳南斯引吭悲歌，如泣如诉，唱得十分出色自如，几个穿长裙的妇女开始高雅地评论俄耳甫斯的不幸，接着他用小咏叹调唱出了他的深情。全场以一种颇为适度的热情作出了反应。人们几乎没有发觉俄耳甫斯在第二幕的唱腔中带有一些不应有的颤音，以及他在向阴间的神灵哭诉，恳求怜悯时，悲哀的声调稍为有点过分。他有些动作做得不稳，可是连行家也把这种失误当作是别具风格，认为它使这位歌剧演员的表演增添了光彩。

    演到第三幕，在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唱二重唱时（即在欧律狄刻和她的爱人诀别的时候），场内才出现某种惊讶的反应。好像这位男演员就是在等待观众的这一波动，或者更肯定地说，好像来自正厅的嘈杂声证实了他此刻内心的感情，他选定这个时刻穿着古装，伸出双臂，分开两腿以滑稽的姿态向台前的脚灯走去，在一片牧歌声中倒了下去。这些牧歌向来是不合时宜的，但观众们感到，此时此刻它是第一次变得真正不合时宜，非常不合时宜，因为，就在这同一时刻，乐队停止了演奏，正厅前座上的观众都站起身来，开始慢慢地退出场去。起先是肃静无声，就像人们刚做完礼拜离开教堂，又像瞻仰死者遗容之后走出殡仪馆，妇女们整理了一下衣裙，垂头丧气地离去，男人们手挽女伴，领着她们退场，不让她们碰撞那些挡道的加座。但是，这种波动逐渐加剧了，窃窃私语变成高声惊叫，人群拥向出口，挤作一堆，相互冲撞，大声叫嚷。科塔尔和塔鲁这时方才站起身来，亲眼目睹了他们当时生活中的一幅画面：从一个古怪地弯曲着四肢的蹩脚演员身上看到了降临在舞台上的鼠疫，而这时剧场里一切豪华的装饰品，比如那些被遗忘的折扇和红色椅子上的凌乱的花边织物都变成了一无用处的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