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相比于爽快的叶建英和郑介民,住在三楼305房间的罗伯逊可就不是那么好说话了。顶点 23S.更新最快当记者们前去采访他的时候,罗伯逊正在和几位美人谈笑风生,看来正说得热闹。一看到记者们进来,罗伯逊便站起身来,双肩一耸,双手一摊地说道:“诸位,非常抱歉!我打算明天再和记者先生们谈话。”说完,罗伯逊又扭头和几位美军官兵说笑去了。
记者们受到了冷遇,一脸的不高兴,但是对美国人他们也不能说什么。本来国共双方的事情,就是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人家美国人只不过是来调解的,他们即使不放在心上,你也不好说些什么。
记者们只好悻悻地离开了,但是在第二天,北京的各大报纸上面都有一则重要的新闻:军调处执行部三位委员抵达北平,国共双方委员均对调处充满信心,惟美方委员对此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之态度。罗伯逊看了这则新闻之后,不禁气得破口大骂。
1946年1月14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北平协和医院,国共双方各派一个班的士兵在门口负责警卫。军调部只对“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负责,其组成人员如下:
军调部国民党代表团首席代表:郑介民,参谋长:蔡文治,交通处长:张六师,办公室主任:唐保黄(后来改为黄天迈);
军调部代表团首席代表:叶建英。参谋长:罗锐卿。副参谋长:张经武,秘书长:李克农、饶漱石、滕代远、陈士渠,执行处长:宋时轮,执行副处长:李聚奎,交通处长:黄逸峰,新闻组长:龚澎;
军调部美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伯逊,参谋长:洛克菲勒上校。
军事调处执行部在成立之后立即向全国发布了停止一切战斗的“和”字第1号命令。随后,军调部派出3个执行小组分赴赤峰、集宁、济南三地,监督停战命令的具体执行情况,在军调部派出的这3个执行小组以及之后的所有执行小组之中。国民政府代表和代表人数都相等。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军调部的执行权力由政治协商会议赋予,凡是国、美、共三方一致同意所发出的命令,国共双方军队必须绝对服从。
而从1月14日到19日。政治协商会议依次对改组政府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和宪法草案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在政协会议之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也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没有能够彻底解决的两个问题——政治民主化问题(亦即政权问题)和军队国家化问题。
围绕国民政府的组成及权限,国民党代表孙科、吴铁城提出“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遇有紧急情况时,国民议政府主席得为权宜之处置。”
董毕武代表提出反对意见,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不同意国民党的提案。在经过反复争辩之后,政协会议终于形成了关于改组政府的协议,其中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对各部长官有任免之权,对立法、监督委员有任用之权;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分配否定了国民党占‘特定多数’的主张;在涉及施政纲领的变更问题上面。规定至少得到三分之二的赞成,才可以进行决议。”
在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上面,各政协代表围绕先政治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还是先军队国家化,再政治民主化问题又展开了激烈争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认为:“全国所有军队应该脱离任何党派关系归属于国家,国共两党都应该交出自己的军队。”国民党代表当然不会交出军队,而在政治民主化之前也不愿意交出军队。…,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只好提出国共双方各自互相让步的主张,最后,政协会议通过的军事问题协议规定:整军原则和办法按照“军民分治”、“军党分治”、“以政治军”进行。
就在政治协商会议紧张召开的时候,1月16日突然爆发了震惊国人的“张莘夫事件”。张莘夫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矿业工程师。1898年出生于吉林德惠县,其父张雅南曾经担任徐世昌总统府顾问、国会众议院议员。张莘夫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来又进入密歇根工科大学改学冶矿专业。毕业之后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1929年张莘夫回国之后,出任吉林省穆棱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使俄国撤离之后已经停产的穆棱煤矿重新恢复了生产。1931年“九?一八”事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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