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民国十二年进行的总统大选非常不正常。本来平常时门可罗雀的议员们,忽然觉得自己时来运转,得到各方的关注了。
自民初以来,民主在中国数遭摧残,国会历经丧乱,议员大多穷困潦倒,且出于对时局的失望,早已时荒志废,自暴自弃,与民国初年早已大为不同。本来民国时期军阀割据,谁掌握了兵权谁就稳坐了山头,这些议员们只是作为和平与民主的摆设,聊胜于无。但是议员又是选举总统的机器,各方要想合法地得到选票,这一关却必不可少。
但是在目前北京政局牵扰了国内众多人士及外国观察家们的视线,中国未来向何处去,英法美日等各国均纷纷猜测与幕后运动,期望自己的代理人合法上台,以便继续获得在中国的利益。
外界纷纷看好孙中山。毕竟这位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一身正气,大公无私,身后有强大的国民党作支撑(虽然国民党目前军事实力不足以占有支配性地位,但是作为先进的党派,在组织民众及宣传上拥有极强的优势),又有奉系全力支持,呼声最高。
直系推举精神领袖曹锟为总统候选人,并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曹锟有自知之明,论军政才华,比自己适合做总统者不下一打,若真是公平竞选,是无论如何不能胜出的,徒为他人作嫁衣裳。他的亲信、直隶省长王承斌建议说不妨用贿选一招。
对贿选,起初曹锟还忸忸捏捏欲盖还遮,他的部下王坦安慰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于是曹锟派出自己的亲朋好友,向各方议员开出了每张选票至少5000元的“高价”(民国时期5000元可不是小数目,抵得上当时一个普通国会议员近十年的薪水)。议员们本在清水衙门里消磨时光,本就清寒。曹锟使的手段,却正是棉花蘸糖,温柔甜腻,恰好击中了他们的软肋。人常说“好汉吃软不吃硬”,所以从外地返京参会的议员络绎不绝,议员们只想占这个现成便宜,大多数抱定了一拿钱便走人的心理,而不愿承担任何责任。
在大选问题短兵相接时,有许多议员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又逼于眉睫,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而他们唯一所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就集中于选票的票价。和票价有连带关系的是付款的办法,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对于出席会议却不愿贿选的议员,就派其家人朋友加以劝诱,结果议员由其妻妾或友人陪送来参会的有数十人之多。对不愿为区区数千元卖身的议员,则另有办法。甘石桥俱乐部乃以实授官职来代替金钱贿赂的,议员甚至有已受官职又反悔,于是回来受贿的。惟有蒙古议员多是王公贵族,蔑视金钱而重视官职,态度最为坚决。但是蒙古一省票数有限,作用不大。
国会自然需要拉拢,众议院议长、国民党员吴景濂是其中的关键人物。曹锟许诺,只要当选,即委任吴景濂在曹锟政府中任国务总理。退一步说,万一因事故做不到国务总理,曹锟也会给予相当的酬报。拥曹派认为所给条件过于优厚,但是曹锟对总统志在必得,因为在大选工作上,以吴景濂在国会中的地位和影响,非依赖吴不可,为大局计,他并不计较开出的支票有多厚重。
10月1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为曹锟选举服务的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当晚在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订了几个办法:
(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
(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
(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
(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
(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
(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同时,津派、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为对付一些议员拿钱不出力,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聚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直接赴国会投票。
计划策动480名参会议员收受曹锟的贿赂,虽然原则为每人5000元,但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达到1万元,都在正选项当日以支票形式发出。整个贿选包括给各政党的补助费、特别票价、普通票价、宪法会议出席费、常会出席费、特别酬劳费、“冰敬”、“炭敬”及夫马费、招待所临时费,秘密费等等,反正花样多多,各有名目,算得上是开现代中国行政腐败之先河,也需颇大的一笔支出。
曹锟身家本有5000万,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但此次贿选,却并非出自他的私囊。直隶省长王承斌为筹集大选用款,逮捕了一批制毒贩毒的奸商,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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