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9月,北洋政府以熊希龄为首组成“名流内阁”,张謇出任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载。他非常想借此机会改良政治,发展民族实业,在就职时还满怀热情地发表了《实业政见宣言》,任内制订了二十多种农林、工商和矿业方面的法令。可在当时纷纷攘攘的权力斗争中,他面临的却是“财政竭蹶,无可措手”的窘境,所能做的只是“日在官署画诺纸尾”罢了。到1915年8月,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张謇辞职南归,悻悻而去。他又一次对政治失望了。张謇回到南通后继续办他的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张謇经营的那些企业因此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机会。他利用大生纱厂的盈余,加上扩召新股和向钱庄借贷所筹集的资金,扩大企业规模。根据1921年一份调查材料,张謇经营的企业总资本约为三千四百万元。
可惜好景不长。自1920年开始各盐垦公司连续三年遭灾,加之军阀连年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对华经济压迫转剧,导致民生凋敝,百业衰退,到1923年,就连一向盈利的大生纱厂也转为亏损。为挽救民族工业,张謇多次呼吁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国际税法平等,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这呼吁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心声,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任何事情都不是以人民的意愿为转移的。到1925年7月,大生一、二两厂已经负责一千余万元。过了不久,上海、金城等四家银行联合到南通清查账目,正式接管大生旗下各厂。大约一年后,1926年8月24日,张謇被病魔缠身,抑郁而终。这些惨事,张汉卿从来都是义愤填膺。主权独立是立国之本,工业繁荣是强国之路。他所成立的政府绝不会容忍这一事件的再次发生。远在人民军进入江苏起,他就已批示中央银行注资500万,使濒临破产的“大生”厂起死回生。在后来成立的中央各部委中,张謇获张汉卿直接提名为纺织工业部部长。
另一位受到重用的化学家是范旭东。他1911年返回中国,在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任分析化验员。随后,他的一系列创业,写下了中国化学工业史上诸多第一:1914年,范旭东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工企业――久大精盐公司(1919年以后改为久大盐业公司),以及中国第一个精盐工厂——久大精盐工厂。1918年11月,他又创立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塘沽创办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化学公司碱厂。1922年8月,范旭东从久大精盐分离出了中国第一家专门的化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并把久大、永利两公司给他的酬金用作该社的科研经费。到正史上的1926年8月,范旭东旗下“红三角”商标的纯碱,第一次进入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并获得金奖。1935年,“黄海”试炼出中国第一块金属铝样品。1937年2月5日,中国首座合成氨工厂——永利南京铔厂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中国第一包化学肥料,被誉为“远东第一大厂”。事业刚刚起飞,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主要厂房皆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一手开创的中国化学工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多次要求与永利合营,旭东回之“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1他致力于在西南后方开辟新的化学工业基地,支持抗战与国家建设。
尚在1920年奉军入主天津时,张汉卿就已与范旭东商讨建立化肥生产企业的可能性。在当时,因为种子质量不佳,又缺乏肥料,粮食亩产不过百斤。遇到自然灾害与人祸,当真是饿馁千里。东北土地肥沃,被喻为“粮仓”,已耕种的近2亿亩耕地不过产出2000万吨粮食,平均亩产只有100斤!张汉卿当然没有袁隆平这位大院士的水平,能培育出杂水稻。但如果有了化肥,产量翻番不是难事。而且化肥嘛,最简单的不就是碳酸氢铵吗?初中课本里就有介绍,而且工艺上并没有什么复杂之处。因为后来政局的变化,使张汉卿没有时间来关注化肥的“发明”了,他只是将化肥的原理讲解给范旭东,并注资300万创建了“稼强”化肥厂。在1922年春天,第一批化肥已经生产出厂,并在唐山农业试验场获得了平均亩产200斤的“高产量”!到1923年底人民军入政北京时,范旭东正开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将“稼强”化肥厂开到全国各个城市,形成年产一百万吨的规模----张汉卿直接回复说远远不够!
人民党政府先后又在攀枝花、重庆、昆明等地投资建设了大型高炉,利用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各省,如四川、云南、贵州、甘肃、新疆、宁夏等地的丰富的不同类型的铁矿资源,变成攀钢、重钢和昆钢等大中型钢铁厂高炉生产的原料基地。
当时的工业是以煤矿为主燃料,所以煤产量可以看出工业化程度。蒸气船和铁路是工业时代最重要发明并有加速后续成长性,其成长率象征未来加速潜力。1924年底,钢铁、水泥、煤炭产量均已接近或超过日本。此一阶段,中国已建成铁路里程是日本的85%,建造中的铁路是日本的1。5倍,规划中的铁路总里程数是日本的4倍。中国现代制造业增长到2。5%,加上现代运输业和商业占4%。经济结构的逐步优化,为中国摆脱弱国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矗
比较一下甲午战争、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这三次战争中,国内能否生产出足够的军需品,并把这些军需品及时运送到前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1924年尾的破岁之交,平津地区、山西和长三角(主要是上海)地区已经恢复到战前经济,使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为国家经济、军事建设提供了保证。而同期的日本因为关东大地震的余痛未了,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因为作为工业中心的东京和横滨的建筑绝大部分被毁,财产损失达100亿日元之巨,使已经处于深度萧条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震后,从1923年到1927年,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国举借巨额外债,数量高达9。1亿美元。靠借钱和战争中捞取的储备,日本政府向国内各大财团发放高达13亿日元的救济贷款,这样,日本经济才逐渐摆脱萧条,进入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此一阶段两国经济上的此消彼长,使得以奉系为首的人民党在入主北京后的第一年即从财政收入上超越了东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