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鸣正是一个如此让人满意的人才。朝廷给了他钱粮,他便能以近乎神奇的速度组建起一支军队,朝廷委任他官职,让他守住哪里,他就能守住哪里。他有需求的时候,从不为了自己的政绩而曲意掩饰,但他上报的一桩桩战绩却又如此耀眼鲜亮。这样的人才,放在哪个朝代,都是朝廷想要获得的至宝。
以至于端平皇帝,不对,翻过年来,为了避免端平年胡人入侵的晦气,现在已经改年号做嘉熙了,这位嘉熙皇帝在对自己的前丞相,提举洞霄宫郑相公谈起他的二公子时,打趣的说道:“朕恨不能在宫里给郑云鸣立个祠堂,有麻烦事情的时候就派董宋臣去拜一拜,必然比灵隐寺上几柱香来的灵验了。”
皇帝只不过是跟亲近之臣说几句笑话,郑清之却被唬的满身大汗,这些话要是传了出去,一定会有朝臣直言上谏,弹劾皇帝轻慢身份,有失君臣之道,朝中更会一致将郑云鸣视为未来的政治对手而招致无端的嫉恨。幸好皇帝跟郑清之说起这些笑话的时候,都是只有少数心腹人在场的时候。但皇帝对手中握着这枚好用的棋子,显然很是得意,以至于不假思索的就将四川前线的事情一股脑的推到郑云鸣头上。
郑云鸣却不得不小心应对,这些年来他仕途得意,皇帝摆明了要栽培他这个根正苗红的仕宦子弟来对抗读书人日渐庞大的科班官僚体制,加上地方上的首长又是父亲的旧部,可以说是一路呵护着他成长起来的。他在京湖素来说一不二,多有越俎代庖或是顶撞上司的事情发生,全都看在皇帝和郑清之的面子上,由赵葵在当中周旋维护,不然京湖众人何以如此听从他的命令?这一点郑云鸣是清楚的。
但此次孤身入蜀,局面却大有不同。除了他率领的一万数千荆襄子弟之外,他本人从未在四川任职过,也没有任何旧部和士马可言,是不折不扣的客人。蜀中官场素来复杂,地方豪强的利益和中下层官员的利益盘根错节,为官者只要稍不留意,或者被中下层官员合谋戏耍,或者激发地方民变,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加上四川蛮夷众多,西有吐蕃部众,南有西南夷部落,就是川东一带,也是健僚杂居,民风彪悍强横,平日就和汉民和官府多有冲突,处理地方事务,也比襄阳来的复杂的多。
话说回上司这一边,父亲郑清之的宿敌赵彦呐,这个时候固然已经完全丧失了政治前途,不足为虑。但新上任的四川宣抚使李直混迹官场多年,从不轻易选边站队,既非是气节慨然的理学派,也并不站在史弥远一边,立场始终模糊不清,从某种角度来说,郑云鸣害怕的,并不是立场已经明确的人物,哪怕他是针锋相对的对手,因为这些人的行为模式容易把握,也很方便制定出一套应对的策略来。反倒是这种官场上的老狐狸,捕捉不到明确的立场的,最是棘手。
对付这样棘手的老官僚,观察一天是不够的,只有接触数年之后,使用各种手段进行窥伺,方能得出一个大体上过得去的判断。
同样的,对四川的政局和民生,也只有扎下根去,认真剖析,才能掌握当中内情。郑云鸣最希望的是赶紧和这位四川新任总帅见面,只有当面见到李直,才能展开对他第一手的研究。
而同样,年近七旬的饱经风霜锤炼的李宣抚使,也正在等待着这位官场新锐前来拜见。
这个时候的重庆府内外都繁忙的跟一个大工地一样。在重庆及其附近州县聚集的难民和迁移者超过二百万人,这中间很大一部分人要顺江而下到京湖的人口稀少的州郡去定居,剩下的人在分到官府发放的口粮和工具之后要马上在川东择地重新开始生活。湖北和湖南的五十万石粮米陆续到达,要及时发到难民手中,朝中有呼声,要将四川的纲运全部截留,用在难民的安置上。但朝廷迟迟下不了决心,反倒是发布一道临时性诏令,许可四川官员截留所有顺江逃出四川的官员的公私财物,用于接济平民。
另一方面,重庆知府彭大雅立即着手开始整修重庆城,彭大雅做事雷厉风行,马上在重庆和附近的州县中开辟了数十个砖窑,犹恐材料不足,又开辟了多处采石场,能用石材的时候用石材,石材不敷使用的时候用青砖。朝廷派送来的使用钱,一到他手中就马上花光,郑云鸣见到他的时候开玩笑的对他说:“现在外面的人都跟我说,彭知府这样花钱如流水,用不了多久朝廷再也不会给四川拨一文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