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罢饭告辞,汪虹送她们出去,还听见吴霞一边发动车子一边嘱咐:“别忘了啊!”汪虹回答:“忘不了,你们放心吧。”
我问汪虹:“干嘛呢找你?”
汪虹说:“没啥事儿,侯玉花让我帮她找个男人。”
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毫不惊奇,不管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在布拉格都很难单独生存。不要说开大车跑外地这样的大活儿,就是练个小摊儿一个人也很困难不说需要勤去批发市场找货,厕所总要上的吧?一个人就没办法。当然,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一块儿干也行,但几乎没有这样的情况在难以言喻的寂寞和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异性的抚慰就更显得重要。
在布拉格的中国人都是成双成对,但几乎没有一对是真正的夫妻。这种因为生存需要而临时结成的伴侣,华人社会称之为“傍肩儿”这个名字起绝了,它极其形像地说明了两个人的关系:在路上肩并肩行走。“傍”当然有“依靠”的意思,但它绝不是国内盛行的那种“傍大款”的“傍”这种“依靠”是互相的。
我有一位姓史的朋友,他到布拉格不久便有了一位小鸟倚人的傍肩儿,很漂亮的,在国内是一所中学的英语教师,姓潘。小潘已经结婚了,遇上出国大潮,不免心动。先是想让老公出来试试,但老公不肯,说按道理你先出来才对,你有英语呀。她想也对,便来到了布拉格。到了才知道千难万难,就跟史先生傍了肩儿。小潘后来跟我很要好,什么话都对我说。她说每天夜里就怕被电话铃惊醒因为时差的关系,国内电话一般都在深夜或凌晨打来。遇到这种情况,她和史先生谁都不敢去接,她怕是史先生的太太,史先生怕是她的老公。俩人经常在黑暗中相拥着,任那铃声不屈不挠地响。
后来,史先生的太太来了,她们依然住在一起。当然,史先生的床上已经不是她了,她住在另一个房间里。由于习惯的原因,有时她仍然为史先生的饮食起居操心,史太太便有不悦表现出来。有一次史先生开车从外地回来,一进家便钻进了浴室,她忘了史太太已经来了,又去替他找干净的内衣裤,拿着就要往浴室走。史太太拦住她说:“潘老师,他和你过去的事我都知道,说真的,我要谢谢你对他的照顾。但以后,”她从小潘手中拿过史先生的内衣裤“这样的事由我来做。”
以后小潘的丈夫也来了,四个人租了一套大房子,仍然在一块儿住生意都在一起,分不开了。两对夫妇和和睦睦,过得也不错。
我还认识一对儿北京傍肩儿,男的叫王明,女的叫席倩倩,是汪虹的朋友。汪虹说这俩人以前可有钱了,席倩倩的衣服都是去巴黎买。
一个晚上,俩人正吃饭呢,有人摁门铃。一问,是熟人,便开了门。
王明被绑票。
绑匪开出五万美金的价码,并限定了日期过期即撕票。
这可不是唬人,已经死了好几个了。
席倩倩急得要死,他们不是没钱,有五万美金在银行存着,可那是以王明的名义存的,席倩倩取不出来。绑匪又不敢押着王明去银行,怕王明一喊让警察逮住。没辙儿了,席倩倩飞回中国,磕头祷告地找亲戚朋友借钱,一百一千地凑起来,再换成美金。硬凑了五万美金,在绑匪规定的时限内飞回布拉格,赎回了失魂落魄的王明。
布拉格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席倩倩此番壮举的。不就是一个傍肩儿吗?能有情有义至此,真算得上可歌可泣了!
俩人开始了相濡以沫的练摊儿生涯。
后来,席倩倩不可救药地迷上了赌博,有钱就往卡西诺跑,不输光了不回来。不去练摊儿,也不做饭。王明都认了,一个人去练摊儿,回来还要做饭。他只是不再给席倩倩钱你要去租录像带吗?好,我陪你一块儿去。不用我陪?也好,那给你租十盘儿带的钱,两百克郎。
席倩倩还有办法,她去借高利贷。到日子还不了,抱着王明哭。王明替她还完债,一声不吭又去练摊儿了。有练摊儿的朋友劝他,快扔了席倩倩吧。他笑了,说:“哪儿能呢!”一边儿支摊儿一边儿唱京戏:
“似这样救命之恩终身不忘,
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
成为布拉格华人社会的一段佳话。
汪虹跟我商量“我看王英武不错,给侯玉花介绍介绍?”
我笑了“瞧你们侯玉花那样儿,不是糟践我们王英武吗?”
王英武出身于中医世家,自己也是医学院的毕业生。懂英语,长得高大英俊。太太在布鲁塞尔留学,他也去比利时呆了一段时间,因为在那边儿办不了身份,便只身来到布拉格。
他在一个市场里练摊儿,我们看他是个老实书生,经常以极低的价格供给他货。可他实在是笨头笨脑,生意总不好,月月赤字。
他有一手绝活儿中医按摩。练摊儿挣不来钱,他就多次向我提议在我们住的house里开一个地下诊所在捷克领取行医执照极为困难专门按摩。还许诺说凡是年轻漂亮的姑娘都由我来按摩,我一笑置之。没想到他后来真的干了这一行,而且还和一位年轻漂亮的捷克姑娘同居了,生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儿。
汪虹说:“当然得给侯玉花介绍好的了,是我们大姐呢!”
第二天,汪虹向侯玉花介绍了王英武的情况。侯玉花表示满意,但说要悄悄看一看,光听介绍不行。
汪虹说:“我告诉你地方,看一眼就喜欢死你。可是有一条,别真爱上他我怕你老公知道杀了我。”
晚上,侯玉花来了,说:“不行不行,王英武笨极了,根本不会做生意。”
pass了。
过了几天,她领着一个又小又瘦、其貌极其不扬的男人来了。汪虹悄悄对她说:“侯姐,这人恶心死了!”
侯玉花笑着说:“可是货卖得好。咱不是挑男人来了,咱是赚钱来了什么时候也不能把宗旨忘了!”
此人姓刘,上海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童男子。两片黑黑的嘴唇从早到晚喋喋不休,人们都叫他“神经刘”
从此,侯玉花和“神经刘”住在了一起,费用分担,利润共享。也买了一辆加长斯柯达二手车,两人不分寒暑,日夜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