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终于轮到文官们

然不是全靠祖荫，自己也是有功的。但宗室们不管这些：“如果不是杨荣的恩荫，这等狂悖之徒如何作得正三品，犯下如此滔天的罪行！”

    襄王也开口：“太后爱贤，臣等岂能不知？但是选人用人，自来是天下第一等事。难道说父亲贤德，儿子就一定成才？以臣之见，不如让荫官一起参加考试，考过了方能授官，方不负朝廷的重托。”

    汪舜华怔了一下，明白上次考封给宗室们的阴影太重，想把文官一起拉下水——想坑我们？那你们也要遭这趟罪！

    其实她早就想过规范荫官的待遇，只是这些年太忙，收拾太监、收拾宗室、收拾勋贵，都离不开文官，要是这时候提出来，说不定下面就尥蹶子，于是只能非暴力不合作，拖着不批，或者在授官前命吏部统一考试，不合格的黜落。

    现在宗室提出来了，她也就顺水推船：“既如此，以后大臣子弟必须考封通过，方能授官。”

    朝臣们无可奈何，总不好意思说自己的儿子比宗室还要金贵；况且考试授官，也是惯例，不过以前就是吏部走个形式，以后恐怕要真刀真枪的干活。

    李秉提出的另外一件事更重要。毕竟这么些年，荫官已经名存实亡了；但这一件，关乎每个官员：考成，或者说考核。

    这是关乎官员队伍建设的严肃命题，自古就有。

    明朝考核京官称为“京察”，主要针对两京五品以下官员。洪武时规定三年一考，但劳师动众，大家都不想干，于是变成十年一考，历史上直到弘治年间规定六年一考。

    考察京外官员则称为外察。洪武二十九年定以辰、戌、丑、未年为外官入京朝觐之年，同时进行考察，故称作“朝觐考察”。后沿为定制。届时由吏部会同都察院掌其事。

    汪舜华执政后，严格落实太祖皇帝的政策，三年一考，和会试同年。其中四品以上京职官员上述职报告，由太后亲定任免；五品以下京官，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吏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会同吏部考功司郎中主持，并密托吏科都给事中、河南道掌道御史咨访，将考察结果具册奏请。考察共分四等：年老有疾者致仕；罢软无为系行不谨者冠带闲住；贪酷及在逃者为民；才务不及、浮躁浅露者降调。

    大计黜罢官员，不复序用，本身目的在于奖优惩劣，使各级官员能够恪尽职守；然而因为涉及了官员的奖惩，结果造成徇私舞弊、结党营私等现象十分明显，在发展的后期已经很难真正实现应有的作用。“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只黜退数人，虚应故事，余概优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冤抑。”因此张居正提出了“考成法”。

    这些年各项改革推进，大家都很忙。如何最大限度的激发官员的工作激情，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成了中央的着力点。

    汪舜华交代李秉，要草拟具体的可操作的官员考核办法。

    李秉历史上以在官员考核中敢于担当著称，如今也和张居正产生了一样的想法，不仅要对各级官吏进行定期考察，还要对所办各事按期考核，因此必须立限考事、以事责人。

    李秉擦了把汗，汪太后把天下官员的名牌挂书房里快十年了，决心这么坚定，不想得罪人不行。

    因此他奏请改革：“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考核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其中差等降职。”

    “地方官员照此办理，并随时接受中央考核。”

    李秉强调：“立限考成，一目了然。要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任用人才。通过这三本台账，严格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强调要将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专靠花言巧语、牟取信行的官员列为下考，对于那些缺乏办事效率的冗官，尽行裁撤。”

    汪舜华大喜，怎么就不知道“若要一天不得安宁，谈话；若要一年不得安宁，考核”的道理。

    就这样干，免得一帮人整天叽叽喳喳不干正事！

    当然，考核成果要充分运用，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指挥棒的作用，此前的年终奖就可以制度化确定下来。

    每年年终考核为优的，给三个月俸禄作为奖金；良等，两个月；中等，一个月；差等，不仅没有奖金，还要降职处理。每个等级各有一定比例，优秀10%，良等20%，如果地方任务没有完成，当地所有官吏考核为差等——知道你们都不想得罪人，那就把规矩亮出来。

    当然连续三年优秀的，不仅可以多奖励半年工资，还可以优先提拔。

    下面的吏役照此办理，由属官组织考核，连续两年不合格的，可以黜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