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事,对政治和军事上的根本之事,那就缺乏了解和关注了。[
其实当时的士大夫也并不是没意味到民间疾苦,也不是没有看到民间惨况,而且也是知道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的危险程度是与日俱增的。在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这三年间,河南一省受灾最重,湖北北部和皖北其次,在这广大的数千里方圆的地方,到处都是饥饿的流民,到处都是逃难的百姓,土地龟裂,生民十不存一,耕牛种子死光吃完,种种凄惨情状,令人见之而忍不住泪下。
这种程度的灾害,官府就算加以赈济都免不了会产生问题,更何况从十二年底到十三年就开始加征练饷!
七百多万两白银的练饷!
此时三饷已经全部加齐,一共是两千余万两的赋税,这些赋税并不是加在宗室或是外戚身上,也没有加在士绅和巨商的身上,而是加在了农民和普通商人的身上!
天下骚乱,用刘泽清的说便是坐在了火药桶上!
这些事实,张溥并不是不知道,但也是屁股决定立场,他和他的同伙们,也就是那些以直言敢言以清流自诩的士大夫们,上书言事时,极尽百姓之惨,请皇帝减赋减税,修省敬天,但舍此之外,真正问题的□□他们却是提也不提。
唐宋元明清,这五个王朝,两个是异族建立,三个是汉人王朝,亡国的原因错踪复杂,但只有明朝是亡在财政崩溃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究其根本性的原因,朱元璋设定的体制当然是最要紧的原因,那种各自为政的计税和收税方式,湖州的百姓要自己把粮食送到驻在高邮的卫所军中,海南的某个县要替北京的城防工程烧制砖头五十块,然后自费送到北京,烧砖的部门直接和户部打交道……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国家的户部说是天下财计所在,但其实除了收入和支出外,毫无其它的度支功能,没有统筹和精细化管理的职能和能力,在国家承平之时尚且不乏财政危机,在到了天灾和人祸一起来的时候,崩溃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而在这一链条中,皇室、宗室、勋戚、太监、文官,对财政压力最大的毫无疑问是文官阶层,以及提供文官的士绅阶层。
明末的皇室用度已经十分俭省,如万历年间福王加冠之国用银数百万的事情已经不可能再发生,崇祯已经尽发内帑,而国库一贫如洗,明明加三饷苦害天下,相同的征收额度,清朝却能平安无事,这其中的奥妙已经是不言自明。
明清更替,最大的不同第一是在宗室之上,数十万宗室的养育费用被俭省下来,而清朝的财政收入在国初就有近三千万两,百姓却能承受的住,却是因为清初就用最残酷的手段打压过江南的士绅,在纳粮额度和商税征收上,清对士绅阶层的征收额度远过于明!
这,就是奥妙所在!
明朝对士大夫阶层的无底线的宽容和放纵,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士绅拥有无限的特权,而且这种特权可以传诸子孙!一代中式为进士,世世代代都可拥不完粮纳税,一个家族一旦出了一个进士,很可能成为百年以上的旺族!
在江南,这种家族制的成功放眼各州府到处都是,两百年以上的旺族都比比皆是,甚至有一些家族在江南的小城中世代把持着中进士的名额,当地的财富,自然也就源源不断的流向那个家族的手中。
士绅不完粮纳税,一旦中举便是如此,只要传出音信,其宗族或是外人就带着田契前来投奔,然后这些人就成为佃户,隐户,从此国家就收不到他们一文钱的赋税,而他们只需给进士主人交纳田租就可以了。
虽然还是要交租,但算起来不需要向国家纳税,不受黄榜和白榜的骚扰,没有力役,这样算来当然比给国家纳税要合算的多!
除了田地,在明朝中后期后,士绅与富商勾结的情况也是十分普遍,大名士和东林领袖钱谦益在无锡一带有大量的庄园,同时还投入股本加到海商里去,海上贸易获得的利益当然十分巨大,钱谦益一次能带两万银子入京,在当时是巨额财富,不经商的话,岂能轻易获得这样巨大的财富?
士绅经商,却不纳商税,明朝的税制复杂而税率偏低,象和买这样的陋规可操作的地方太多,大富商和士绅肯定不会纳商税,过税关时也可以避税,这样就是把极低的税率转嫁到了平民商人身上,在崇祯年间,普通的商人也是遭受着和农民一样的困苦。
三饷加而民间崩溃,其最大的奥妙,也就在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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