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权力又全归高岳;
征马使,等于将牧养征调战马的权力也给高岳;
最后,高岳现在也不过区区七品殿中侍御史,还处在”试“的阶段,居然还要皇帝赐予他绯服和银鱼袋——刘晏的理由也十分充足,赐绯银鱼的目的,便是为“壮高岳之威,彰陛下恩德,震边地诸羌”。
不行,如果皇帝答应,那么泾原经营和拓边的功绩,岂不是全归高岳,而他的举荐人又是刘晏,可不会剩一星半点给自己。
更让杨炎无法接受的是,“为什么刘晏和高岳关系如此密切,又是推举高岳岳父,又是奏请高岳为原州行在的营田巡官。可恶!高岳到底是怎么想的,当初难道不是他自己来灞桥驿巴结我的?”
这时原本早已准备得当的杨炎,思绪却越来越混乱,他没想到事情正在起着变化。
而皇帝李适却在认真思考,看起来对刘晏的建言颇感兴趣,杨炎气急攻心,他不再温吞,而是焦灼地将关键的底牌提前打出来:“陛下,请罢废安邑、解县二池、西北六州边池及三川井盐的转运使,并请罢废度支、转运二专使!”
此话一出,便殿上诸位不由得大惊哗然,纷纷将目光转向杨炎。
当然皇帝事先已在某种程度上和杨炎有了默契,他便要求杨炎当众将想法说出来。
杨炎定定神,随后将财政革新的念头滔滔不绝地说了出来:
“我唐昔日赋税主要分三类,租庸调、户税、地税。
租,即课户每丁纳粟二石;
调,蚕桑之乡,课户每丁输绢二丈,麻三斤;
庸,课户每丁每年劳役二十日,遇闰年加二日,如不应役,则需折绢布以代役。
然这租庸调都需要以身丁为本,户税、地税则亦以户部所统版籍为经纬,正所谓军防国计,并仰丁口。
然开天年间玄宗皇帝修道德,以宽御下,户部多年不修版籍之书,丁口转死、课户逃亡、田亩移转、贫富升降皆不知,只以旧书空文为准征税,天下之人,苦不堪言。”
杨炎的意思是,早期唐朝实行的租庸调已不合时宜,原因很简单,这种税的基础在于“丁口”(单)和“课户”(多丁组成的家庭),人丁多就代表税基广,税基广就代表赋税多。不过人丁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都是活的,是会流动的,故而唐政府要千万百计地控制住他们,叫这些人丁及时足量地纳税,法宝是什么?口分田和永业田啊,把政府掌握的田分给人丁们,叫他们在田中耕作,然后将他们登记在户部的版籍上,交完税后剩下的自己吃,田和丁互相对应。
可古今中外的政府,作为统治机构,他们需要用各种权力来维持运作,然后便从这各种权力里衍生出蝗虫般的“特权阶级”来,王公百官、富豪大户,开始利用特权成为“不课口”、“不课户”,“不课”自然即是免税,原本以租庸调为主的税收体系开始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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