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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上,基本保持军队现有数量,缩编主力部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并加强整训,达到精干、机动、灵活、提高战斗力的目的。形成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游击队三者相结合的游击战争。在战略战术上,将*战、地道战、麻雀战、夜袭战、破袭战、运动战等战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为了对付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我根据后世的经验方法,决定立即从各军区抽调1500名政治坚定、对党忠诚、具有丰富战斗经验及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优秀指战员,进行为期半年的严格训练,包括时事政治、政策的学习,游击战术的训练、擒拿格斗、侦察捕俘、翻墙越屋等特种训练,我还特地要求基地武术教官向队员们传授了十几招简单实用的武功,以增强近身搏斗能力,使每个队员都成为优秀的战斗员、宣传员、和组织工作者。训练完成后,将他们组建为三十支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每队约50人,编为两个小队和一个火力支援组,每个小队约20人左右,可单独开展活动。武器装备更是令人羡幕,每个队员配备一支短枪、一把匕首和一支刚研制、生产出来的半自动步枪或自动步枪和*(仿五六式);每个小队配两挺轻机枪,火力支援组配备一具50式火箭筒和一门迫击炮。釆用敌进我进之战术,深入敌占区或游击区,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对敌斗争方针,打击瓦解敌伪,宣传发动群众,秘密建立抗日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将敌占区逐步变为游击区,将游击区逐步变为根据地,从而破坏日军的“强化治安运动”。同时,还积极配合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破坏日军交通运输,袭击日军重要据点,炸毁日军的弹药库及物资仓库等,扰乱敌人,减轻根据地压力,赢得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胜利。
我将这些思路、想法与政委进行了沟通,得到了政委的全力支持。并迅速制订出详细的实施方案,交党委会讨论通过;然后,发到各二级军区立即执行。另外,我还将自己对后阶段国内抗日战争即将出现的严峻形势的分析、判断与估计,以及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方案,上报给主席与中央。忙完这一切,我松了一口大气,估计后面一段较长时间,日军不会对我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因为日军需要大量时间来进行部署,巩固后方、调动兵力、运输物资、打通交通线等。同时,日军还在忙着做进攻南太平洋的准备。故而,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来做好各方面的应对准备。于是,我与政委商量,准备分头带几个工作组,到各二级军区督促、检查方案的实施情况。正当我准备出发之时,突然接到主席电报,要我去一趟延安。我只好将任务交给政委安排,驱车赶往延安。
经过两天的颠簸,我到达延安。二月的延安城,已是春意盎然。经过几年的植树造林,延安周围的几个山头及延安城,显得郁郁葱葱,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主席见我到来,放下手中的笔,亲切地招乎我入坐,李进同志递上一杯香气四溢的热茶,又端来一碟炒花生,笑着说:“陈师长!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你,吃点花生吧。”“谢谢!”我一边说,一边要警卫员将带来的礼品送上来,主要是一些罐头、糖果、奶粉什么的。
“树相那!以后来就不要带什么东西了。”主席和蔼地对我说道。
“主席!这些都是缴获鬼子的战利品,您分享分享我们的胜利战果也是应该的嘛。”我开着玩笑说。
“树相那!你这次写给中央的这个材料,我们常委会的几位同志都看了,认为很好。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太乐观了,看不到相持阶段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危险性,越是到最后关头,越是困难,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物资准备,是战胜不了困难的。因此,中央将你的这个方案稍作了些修改,并补充点意见,决定发至全国各根据地,参照执行。”主席说到这里停了停,便又继续说道:“目前国际形势十分紧张,你前次对我说的,德国准备偷袭苏联,时间好像就是今年六月份吧。”
“对!是六月二十二日。”我语气肯定地回答。
“树相同志,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对于苏联,我们可以提前给予通报预警,能够帮助他们减少一些损失,这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也是大有益处的。同时,对于我们日后换取苏联的援助也是大有裨益的。关键是时机的把握,到时由我来跟s大林同志说。”主席成竹在胸地说道。我知道主席有专门的通讯密码和电台与s大林同志联系,后来的局势发展果如主席所料。在离大战爆发的前一个星期,主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s大林同志去电,通报德军即将大举进攻苏联的情报,但却未引起苏联的高度重视;直到离大战爆发的前三天,主席的再一次去电,s大林同志才相信情报如实。然而,时间上已来不及了,只能仓促迎战。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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