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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一战,获得了较完美的结局,令世人瞩目。此役共歼敌12000余人,缴获了大批的美式装备,包括口径达155mm的*炮6门,美式车辆80余辆,俘师长以下8000余人。我军伤亡近4000人。战场又恢复原有态势,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退回秦皇岛一带休整补充,杜聿明则被蒋介石一纸电令召回重庆检讨作战得失。
我的心情当然是十分愉悦。这争夺东北的第一仗,毕竟是意义重大。且莫说政冶意义,就是对部队士气的鼓舞,对东北民心的稳定,也是极为重要的。中央和主席来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赏。电文中说:“…你们这一仗打得好,打得坚决!也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凭借武力,独占东北的美梦。这一仗也充分说明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并不可怕,只要勇敢果断,战术灵活,每一仗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也可整师整团地歼灭敌人。同时,这一仗也使我党在谈判桌上占据了极为有利的地位……。”
在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中,并没有把东北包括进去。不知是国共双方的疏忽,还是有意而为之。不过,现在的东北不仅是双方武力争夺的焦点,也是双方谈判桌上争执的焦点,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蒋介石的目的很明确,,也就是要凭借“正统”的旗号,堂而皇之地进入东北,以达到独占东北之目的。为此,他籍口说,东北无中共军队,不存在国共双方的武装冲突问题。而这一仗就彻底戳穿了蒋介石的谎言。我党谈判代表在重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义正词严地驳斥道:自日军31年侵占东北三省以来,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一直在与日军浴血奋战,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根据《波茨坦公报》,中共军队完全有权利收复东北失地。既使是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也明确规定:“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规定中国军队可以接收苏联撤退的城市。”但并未特别规定只有国民党的军队才能接收。中共军队也是中国的军队,当然有权参加接收工作,这是毫无疑义的。而且,停战协议也没有排除中共军队的接收权。
国民党当局籍口“接收”领土主权,在东北举行对中共军队的公开战争。我东北抗日民主联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抵抗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如果国民党不停止进攻,则中共不停止抵抗;若国民党有权在那里进攻,则中共有权在那里自卫;若国民党用武力进攻,则中共也将用武力反击之。中共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对东北的进攻,停止增兵。中共希望能用政治协商的方法来和平解决,但决不害怕国民党的武力进攻……。
我党谈判代表理直气壮、底气十足、掷地有声的谈话,得到了中外公正的有识之士的一致赞同。也为我军今后在东北名正言顺地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战役结束之后,我指示参战各部一边休整补充,一边认真地进行战役总结,汲取经验教训,为下一次的战斗做好准备。对于俘虏政策,东北局党委已做了决定,并报中央同意,凡校级以上的国民党军官集中看押,校级以下军官及反动顽固的士兵,一律送劳教总队进行劳动改造。而俘虏的普通士兵,则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和转化工作,尽量地使其自愿参加我军;少数不愿意的予以释放回家。对于俘虏的技术军官与技术人员,我们还是采用了以前的政策。正是由于我们制订和执行了正确的俘虏政策,收到很好的效果。俘虏则成为我军主要兵源之一。
我知道蒋介石、杜聿明必定不甘心第一次的失败,很快会发动下一次进攻。而下一次的进攻会更加猛烈,一定会倾尽全力。所以,我军也必须有周全的准备。我指示防守山海一线的二纵四师进一步加强工事,储足弹药,提高警惕,防止敌军的突然袭击。同时调整了部署,以一纵布防于绥中一带,调二纵五、六师布防于绵州、葫芦岛一线。这样就可迅速集结一、二纵,以应对国民党军突然发动的全力进攻,既便挡不住,也能迟缓敌军的推进,为我军赢得足够的时间,集结兵力,做出部署。我相信,由一纵、二纵我军最精锐的十万大军,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临行前,我对一纵司令员兼政委罗先辉做了一番详细的交代,并委任他统一指挥一、二纵的行动。
十一月二十二日,我顶着越来越劲峭的老北风回到了沈阳。此时,沈阳的重要工厂和重要单位的搬迁已近尾声,大部迁往哈尔滨,一部迁往长春和吉林。原留在中北区的一些单位也迁移到长春和哈尔滨,思玉和儿子他们的单位也迁过来了。原中北区已撤销,成立了晋绥蒙察军区。我们留在山西和张家口的原中北野战军的第三纵队、第七纵队、第八纵队组成晋绥蒙察兵团,坚持原地斗争。骑纵主力则留在赤峰至承德一线,配合冀热辽纵队(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作战。至此,八路军独立师到中北野战军已完成了它们的历史史命。然而,它们立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载入历史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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