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武器装备,是不能是金钱来衡量的。如英国的‘百人队长’式重型坦克、美国的b一29远程轰炸机、b一24轰炸机、f一86佩刀式战机、c一47运输机,还有直升机、口经105mm、口径155mm的*炮、坦克、步兵战车等先进武器,可以极大地提高我军武器装备的研制水平。……”
总理听我说到这里,便高兴地插言道:“这次朝战,我们所花费的军费大约为40多亿人民币,但回报也不少。除了上述树相同志所说的之外,我们这次交换俘虏,弄回了10亿美元和十艘大中型军舰,战俘营也收入了上亿美元。另外,‘联合国军’的战俘还为我国免费培训了大约15000名汽车司机、1200多名外科大夫,以及其它各类的技术人员。”
主席笑着说:“看来战争也不全是赔本买卖嘛!这就难怪帝国主义为什么老想着发动战争,原来是想发战争财呀!”
大家听着都笑了起来。随后,就朝鲜目前的状况及以后的撤军问题作了分析和研讨,同时作出初步部署和安排。
处理完朝鲜有关事宜后,我便把精力投注到军委的日常工作上来。主席和中央考虑到我便于工作,在七届三中上提名将我补选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另一名副主席是朱老总,因忙于人大那方面的工作,故而军委这一摊子事就暂交给我处理。我将目前有关几项大的工作进行了分工,由lin彪同志负责国土防御部这一块,军队转业复员安置工作则由军委秘书长yie剑英同志负责,军改工作暂由liu伯承、粟裕、徐向前、罗先辉(已从朝鲜调回)、方坚等同志先行研究,并根据总的框架,先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包括新部队的人员编制),再交中革军委及中央政治局讨论定夺。我则负责全盘工作的协调。这样一来,我就从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思考未来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问题。
一天,主席秘书打来电话,要我去一趟。我放下电话就往主席住处赶。一进主席会客室,发现总理和几大书记也在坐。主席见我到来,便招呼我入座,随后递给我一份文件。我仔一看,是一份《关于新中国边界问题的暂行实施办法》。对于边界的问题,我以前曾跟主席与总理提起过,并建议我们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先派兵驻守,然后再对有争议的地区展开谈判。后因抗美援朝,我将这事也就给疏忽了。
总理首先将这次讨论边界问题的大体内容简单作了说明,并提出了处理边界问题的具体措施。他说:我们的设想是:从今年五月开始,陆续向我国和其他各个国家的边界上派驻边防军,边防军将按军委与外交部指定的地点推进,如果遇到邻国的军队,就在相遇点停下来,然后由外交部进行画界的谈判。大家对总理这个设想,表示赞同。不过,我对谈判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说道:“我们的外交人员在与对方谈判时,应将自己的观点、立场,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来,让对方清楚明白你的意思,不要含含糊糊。因为各国的文化理念不同。我国文化是以含蓄为主的文化,其特点是考虑‘我们’比‘我’多,好面子,而且总喜欢转弯抹角,不爱直接表达自己的主要意思,希望给对方留面子。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写照。但是西方的文化和我国是不一样的,西方人不讲面子,讲利益。他们个人主义的风气盛行,考虑‘我’比‘我们’要多。他们不认为面子很重要,利益才是根本的。故而在谈判中,总是直接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有什么就直接说出来,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通常的事。这样,我们在谈判中就吃亏了,谈判的诚意往往被对方误解和曲解。本来一些容易解决的事,反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到最后,双方都下不了台,只好用战争来解决。”说到这里,我停了停,见主席他们很有兴趣的听着,便继续说道:“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谈判来避免很多的战争。……”
总理见我说完了,便夸奖道:“树相同志对国际谈判有很深的研究嘛!我看,你应该抽点时间来给我们的大使们上一堂国际关系课吧,他们大多数从军队中出来,没有什么经验。”
“嗯,恩来的这个提议不错,树湘同志没什么意见吧?”主席接着补充道。
我笑了笑,说:“您们两位都说了,我能有什么意见。不过,我对国际关系不是很熟,国际文化习惯还行,可以给他们介绍一下。”
随后就边界的具体问题进行商谈。总理拿出一个资料说:“据西疆边防部队报告,印度今年2月,印度政府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予内务无暇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与抗与抗美援朝战争之机争之机,派兵100余名越过西山江、达旺河,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强迫一直在那里行使管辖权力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搬迁;印度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3月,印军一部又在直升飞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西藏解放后,印军继续向传统习惯线以北、“麦线”以南各地开进,但遭到当地居民的抵抗。现在,我们应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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