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的组织、领导。另一方面,南阳府诸多大大小小的官吏,绝大部分家里都有几百亩、上千亩粮田坐食其利,多者甚至占据上万亩、数万亩肥沃田地,他们怎么会容忍他人做损自身利益的事?即便宁慈、周运泽、程伦英等人乃是流官,但他们在各自家乡无一不是富绅之族。而晋庄成等南阳籍士臣,他们虽然人不在南阳,但族人都在,又岂会纵容南阳府组织流民、饥民分占其地利?种种利害关系交织到一起,注定南阳府都要遵循旧有的田制。而这点也是楚山与南阳士绅割裂最深之处。你们仔细想想看,楚山这些年是怎么处置淮源、信阳等地田地的?第一,楚山行营所辖区域,不仅士绅富庶,仰或普通民众,只要没有留下来共同参与抵御胡虏南侵的,仓皇南逃的,其田宅皆视遗弃,都收为官有。第二,士绅富庶以往没有耕种及经营的坡山河谷,都不得再私自割占,也一律视同荒地,收为官有。第三,仍然留在楚山的士绅乡豪,包括在行营及州县衙署的将吏在内,雇佣佃户耕种者,佃租严禁超过三成;而所有占地按丁口摊算,人均超过二十亩的部分,也理应为抵御胡虏承担更多的责任,需加征两倍粮赋,以补弥军用不足。基本上楚山范围以内所有的土地,要么用来安置流民、饥民,要么使浴血奋战之将卒,家小能得一小部分田地耕种维持温饱,要么交缴多余的佃租,以弥补军用不足,这才使得楚山另有一番景象……”
因为楚山还是大越之疆域,楚山将吏还是大越之臣子,徐怀要避免与中枢的关系搞得太僵持,他在楚山锐意推行很多新法新制,只说是为抵御胡虏所用权宜之策,很多道理都避免说得太透。唐天德处理山寨乡司事务很是娴熟,这与他出身桐柏山大姓宗族,又常年跟桐柏山形形色色人等打交道有关。
当然,这些年过去他对徐怀的手腕与骁勇善战真正的心悦诚服,愿为徐怀所用,但很多更深层次的道理,他还没有认真思索过。
现在也是史轸有意提点苏蕈、徐惮等后起之秀,才将一些事情点透,唐天德的旁听了也是很有感悟。
史轸继续说道:“……现在泌阳士绅都畏惧楚山有鸠占鹊巢之想,难道他们是担心楚山军守不住方城垭口及南阳府,难道他们是担心楚山军有不臣之心?实际上,倘若楚山军真要不能守汝蔡等地,撤守南阳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朝廷不会阻止,汝南郡公府也不应阻止,南阳府衙以及士绅富庶不更应该欢迎才是吗?他们为何忧惧?无非担心他们所固守的、坐食其利的田制,会被楚山摧毁、破坏而已。这些也决定了,我们倘若想使南阳府大大小小的官员以及地方士绅,很好的跟我们合作,绝非晓以大义,就能轻易达成的!楚山这些年辖管州县渐多,又行乡司之制,需要大量的官员任事。南逃难民里也有大量的读书士子,但招录他们之后,除了州学修习吏治及楚山诸多新规外,还必须编入营伍获得首级功才得以正式任事,其根本还是很多顽固的旧念,不能经历生死,不能真正切身感受到社稷与亿万黎庶遭受胡虏践踏屠戮的惨烈,是很难冲淡、改变的……”
“……你们不要认为节帅是轻易就能做到这一点的,这背后无不彰显节帅过人的手段与卓越的见识。像许蔚相公在荆南,此时仍然拿湖寇无策,想剿无兵,想抚没有钱粮与土地,还没能安顿荆南局势,湖寇声势越闹越大,却非许蔚相公没有能力,也非许蔚相公对朝廷不忠心耿耿,很多事情并非想做就能做到的。你们要学节帅的用兵之法,不要简单的盯着那些皮毛之术上,这些才是根本。”
史轸看着泌阳南城下有一队人在等候,想必是南阳府衙派出来迎接他的官员,便暂停对徐惮、苏蕈等人的教诲,他也不摆什么姿态,蹒跚下了马车,在唐天德等人的陪同,往城下走去。
在朝廷建制上,兼领汝、蔡军政的楚山行营与合并唐、邓二州所置的南阳府并无上下之别。
史轸以从五品授楚山行营长史,品秩略低于南阳府通判周运泽,更不要说跟与以文英殿学士兼知南阳府的宁慈相提并论了。
不过,不管南阳士绅官吏内心深处如何排斥楚山,却不敢对代表楚山来谈协同御敌之事的史轸怠慢。
宁慈不至于亲自屈尊出城相迎,通判周运泽平时也不插手府军组练及地方守御之事。
作为南阳府兵马都监司提举军务及兵曹参军事,以及作为前泌阳知县曾参与于桐柏山剿匪,算得上是楚山故旧的程伦英,则责无旁贷,带领仲和、孔周、刘武恭等几名府军将领,出城来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