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着发愣,他不知道,我的心脏已经猛烈跳动起来,甚至已经将手掌,往枪把子上靠近了些。
关于这场任务,实质上李科长并未向我们提多少。神秘兮兮的宣誓,意义不明的任务,都是令人生疑的点。李科长当时说,我们的任务不过两样,一是保证邓鸿超的安全,二是寻找老前辈的下落。
而邓鸿超那里,则有我们不知道的任务。他只是含糊的向我们说明过,要来取什么东西走。至于说这次任务有多重要,我不清楚,只知道它肯定有那么点儿重要,否则不会专程把我们挑出来,坐飞机,住招待所。
也许,问题就在这里。
假如我以上的推断不幸言中,那么这个有问题的人,绝对不会是仅仅要阻拦任务那么简单。他要背后捅刀,不会等到现在,瞧瞧,路都走到了这儿,等到现在来灭掉了口,还得费心苦力的寻找出路,原路返回。不可能,他能毫无破绽的在队伍里潜伏那么久,就说明他脑袋不笨,甚至比我们聪明不少。他没理由这样做。
之所以要等到现在下手,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想通过队伍之力,寻找到任务地点,现在任务地点如愿找到了,灭口的原因也许是——他想独揽下所有功绩。
这个半生不熟的结论,犹如一个重锤,实实的敲在我的脑门上。这样的话,心肠未免有些太黑了吧!王军英是这样的人吗?我看不像,但见过那翻画面后,谁也不敢保证。说起来,自从黄班长牺牲后,自从摸到苏联人的蛛丝马迹后,王军英这个人,就开始有些怪了。
我丢掉烟头,又细细回想起来。的确是,就像我之前提过的那样,他到了这里之后,比以前更闷,脸色比以前更冷,时时刻刻都像惦记着什么心事。我结合起之前的猜想,又想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来。
会不会是这人看到黄班长牺牲后,贪心一起,想借这次任务领功,升官发财?还别说,这个还真有可能。毕竟,大家也就处于一个临时编制里,真要丢开一切,在利益层面讲感情,恐怕也没多少可以讲。
王军英这个人,闷里闷气,有限的人生经验告诉我,这种发闷的人,只要不是脑袋瓜子笨,就必定是脑袋里想法多。文革里,关于人性的丑恶,我见得多了,他这种闷生,很多时候是最危险的。
但问题也随之出来了:军功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说灭掉其他人的口,就可以积攒起来的。那个人就算不灭口,跟咱们一道顺利回国,也可以敲锣打鼓顺利领奖啊。
一路想下来,记忆里那个模糊的画面,不自觉的就换上了王军英掏枪的清晰动作。不对,二分之一的概率,我不能这么先入为主,应该全方位的考虑。一轮推理下来,这个刚还清醒的脑袋,也开始力不从心,昏昏沉沉了。
恰在这时,一旁沉默的王军英,忽然找我聊了起来。但是,以他的性格,是不会找人聊闲天的,他只是客观的向我陈述了一下,在我昏迷这段时间,他们所做过的事情。
表面上我静静听着他的画,内心里却是停不下来的猜忌,之前对刘思革的那种感觉,又回到了脑袋里——我很烦这种感觉。
但是,我也只能在他的满语中,假意活动身体,时刻盯防他的举动。谁知道他会不会突然掏出手枪,往我心口,用力的开上一枪呢?
王军英说,在我昏迷的这段时间里,他和邓鸿超一起,去打探了一下前方的情况。邓鸿超很确定,这地方就是咱们的目的地。结果虽然是好的,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两个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是咱们完成任务后,该怎么回去。
按任务的原安排,我们应该是像当年的考察队那样,用旗娃包里的爆破工具,破开上层的水泥,然后再吊降下来。可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用了“一次性”的侥幸方式,意外的到达了这里。之所以称其为“一次性”,就是说想要按着原路返回,根本不可能。
而考察队当年破开的洞,恐怕已经被水泥封了回去。就算是没有,我们也不可能凭空飞上这个溶洞的顶端。所以,问题很严峻,我们虽然如愿到达了任务终点站,但能不能顺利走出这里,还是一个未知数。
更严峻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背囊,里面的物资也不太够分配了。如果不能早些找到出口,那背囊里剩余的食物,很难支撑我们走回国。所以,性命攸关面前,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
于是,王军英和邓鸿超,在探路结束后,产生了意见上的分歧。
王军英的意思是,现在剩余的物资不多,结合具体情况,我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探洞,只能把任务缩减,带回邓鸿超要找的东西就算完事。并且,我们找到出口的时间,是未知的,谁也不知道会在这地底下待多久。
加上当时的我生死未卜,不知道什么时候醒得过来。他认为,可以让邓鸿超和他一起下洞,留下旗娃在上面照料我。东西找到了,再待我苏醒,寻找出路。
但邓鸿超,却拒绝了这个看似合理的建议。他觉得,洞下面的情况是未知的,两个人下去有些太冒险,我们没有任何通讯工具,不应该将人员分散。一个是队伍的领导,一个是队伍的核心,就在两人说夺不下时,我的咳嗽声,让他们各自都退了一步。
“嗯。”邓鸿超没有睡着,而是在闭眼静听。王军英说完之后,他应了一声。
“所以,现在等你精神了,咱们再出发。”他说。
王军英的讲述中,我一直都战战兢兢,留察着他的动作。不过他这样一说,倒还是让我揪住了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