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如此用心,可谓关怀备至。
所以,孙权和刘备的身边人才济济英雄辈出,让曹操和曹丕都叹为观止。公元224年九月曹魏伐吴,退兵的原因据说就是曹丕发现了孙权的这一优势。原本并无多少实力的刘备和孙权终成大业,确实并非偶然。[16]
但,孙、刘的道路又各异。
与孙权拥有江东六郡不同,刘备一无所有。就连他的理想、目标和蓝图,都是后来诸葛亮给的,他自己则只有不甘碌碌无为的雄心。有一次上厕所,刘备看见大腿长出了赘肉,不禁泪流满面。刘表问他为什么,他说:眼看老之将至,功业却无法建立,怎么能不悲哀![17]
不清楚刘备的雄心壮志从何而来,但正是这股精气神让他坚忍不拔,一次次跌倒又站起。这就让人敬佩。曹操认定天下英雄只有自己和刘备,也许就因为这个?
大小军阀们看重刘备,则因为他在士族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尤其是袁绍死后,反曹拥汉的士族和名士,能够寄希望的也就是刘备了。而且,如果天佑大汉,刘备没准会成为光武帝刘秀之后的又一位存亡继绝的人物。
刘备也或多或少清楚这一点。因此,如果说在夹缝中生存的孙权打的是外交牌,那么,空手套白狼的刘备打的就是政治牌。赤壁之战前,别人扩大地盘,他扩大声望。结果许多军阀对他礼遇有加,刘备则在他们中间寻找机会。
机会是曹操和孙权给的,这就是赤壁之战。差一点命丧黄泉的刘备,反倒从此走上了帝王之路。这实在堪称天道酬勤,却也让他忘乎所以,这才犯下一系列无可挽回的战略性错误,包括痛失荆州和兵败夷陵。
其实刘备原本知错能改。他自任益州牧以后,为了节约粮食抗旱救灾,曾下令禁酒。执法的官员雷厉风行,老百姓家里藏有酿酒的器具,也要抓捕归案,同样受罚。如此矫枉过正,自然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昭德将军简雍便提出批评。
有一天,简雍陪刘备散步,正好看见路上一对男女结伴同行。简雍马上说:他们想通奸,快抓起来。
刘备奇怪:你怎么知道?
简雍说:他们身上长着通奸的器官,这跟家里藏着酿酒的器具,岂不是一样的吗?
刘备哈哈大笑,立即纠正了苛法。[18]
实际上刘备气量不小。他发动夷陵之战时,偏将军黄权是主张小心谨慎稳扎稳打的。刘备不听,把黄权打发到江北。战败后,黄权的退路被阻断,只好投降了曹丕。
曹丕说:将军弃暗投明,是想学韩信和陈平吗?
黄权答:臣受刘主厚恩,降吴不可,还蜀无路,只好归命陛下。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苟全性命已是万幸,又岂敢自作多情仰慕古人?
曹丕说:将军家人已被刘备诛杀,朕为你发丧吧!
黄权说:臣与刘备、诸葛亮推心置腹,他们也一定理解臣的苦衷,请陛下不要急于发丧。
事实证明黄权猜得并不错。蜀汉执法部门确实提出了诛杀黄权家人的意见,但被刘备否决。刘备说:这次是朕辜负黄权,黄权并不负朕。投降了曹魏的黄权则终其一生敬重刘备和诸葛亮,就连司马懿都对此感叹不已。[19]
然而刘备的小气也匪夷所思。关羽、张飞、马超和黄忠都是一等的“名号将军”,赵云却始终只是二等的“杂号将军”。后来刘禅追谥故将军,关、张、马、黄都有份,又没有赵云。刘家父子对赵云,实在忘恩负义。[20]
赵云不受待见,只因忠言逆耳;刘备屡犯错误,则因为胜利来得太快太突然。也许,他真认为自己是皇天上帝之所眷顾,哪里还把赵云的不同意见当回事?
就连诸葛亮,也只能保持沉默。
实际上刘备前期坎坷曲折,中期时来运转,晚年一错再错,不是命,不是运,也不是风水,而是时势。时势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只能是那个样子,刘备的建国之路也只能是“抄袭历史,剽窃邻国”。可以说,他的成功原本就在计划外,他的失败则应该在意料中。[21]
刘备是时势造英雄,孙权是英雄造时势。
然而刘备仍然可圈可点。他二十四岁从军,三十四岁起步,四十八岁翻身,五十九岁称王,六十一岁称帝,六十三岁病故,可谓颠沛流离多,一帆风顺少。但他从不气馁,也不偏执,这才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枭雄。
临终前两个月,刘备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也最正确的选择和安排:托国托孤于诸葛亮。事实上,也只有忠诚、谨慎而务实的诸葛亮,才能呵护蜀汉那“多愁多病之身”,尽管这政权并没有什么“倾国倾城之貌”。
再说诸葛亮
诸葛亮是累死的。
这并不奇怪。他要处理的事务太多,头绪也太多。偏偏他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唯恐辜负先帝厚望。可以说,他是要豁出命来完成使命,决心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2]
责任和担当已不堪重负,何况自己还有理想。
麻烦也由此而生。
真正的麻烦还不在兴复汉室,而在于兴复一个什么样的汉室。如果姓刘就行,何不辅佐刘表?如果仍然要走东汉的老路,又何不追随袁绍?要知道,官渡之战时诸葛亮已经二十岁,早就把自己看作管仲和乐毅了。
选定刘备,诸葛亮必有想法。
其实,跟曹操一样,诸葛亮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他在蜀汉执行的,实际上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甚至还可能走得更远。[23]
比如“以法治国”。
这是曹操和诸葛亮都主张的,也是他们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人治和法治,在曹操那里是四六开,甚至五五开。他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就毫无法治可言,尽管他一贯赏罚分明,也曾“法办”过自己。[24]
诸葛亮则做到了三七开,甚至二八开。他也纵容过法正的行为不端,冤杀过益州大族,但那或者是不得已,或者有政治需要。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公正。[25]
结果怎么样呢?
贵贱贤愚无不叹服,也无不怨恨。叹服是因为执法公平,怨恨则因为立法严峻。事实上,公平不等于不严峻,只不过对所有人都同样苛严。所以,一方面是“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另一方面是“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26]
那么,诸葛亮的法,是严刑峻法吗?
当然。因为他的政府是军政府,他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也都是战时体制。这样看,就连彭羕一案,恐怕也是出于政治需要,尽管诸葛亮极其厌恶此人。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允许有人在战争年代胡说八道。言论自由?休想!
就连诸葛亮自己,也谨小慎微。
谨慎也是政治需要。要知道,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力和权威远远超过了刘禅,北伐曹魏又连连失利、劳民伤财,误用马谡压制魏延也不算英明。高处原本不胜寒,何况处处是风口是浪尖,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吗?
也怕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就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至少,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确实做到了两袖清风。正是这种高风亮节,让他赢得了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佩和怀念。[27]
问题是,他有必要那么累吗?
也没有。
事实上,所谓刘禅无能的说法并不成立。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不再任命丞相,而是由大司马蒋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大将军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岂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
刘禅也不糊涂。司马懿征讨辽东时,蜀人都认为是北伐曹魏的大好时机,刘禅却很沉着冷静。他下令蒋琬进驻汉中,同时指示一定要等到吴军也开始行动,东西两方相互呼应,魏国内部又出现问题时,才发动进攻。[28]
弱智吗?否!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大权独揽,不肯还政于君?
也许,他是要政改。
或者说,他要兴复的其实是理想中的西汉。
西汉初年国家制度中隐含的政治理想,就是区分宫廷与朝廷、皇权与相权、宫中与府中。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具体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
这种制度,就叫“虚君实相”。
虚君实相,好吗?
不算最好,但也不坏。因为按照这种制度,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并未行政的元首就能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实际负责的宰相,后者也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可以问责之政府”。
诸葛亮主政时的蜀汉就是这样。《出师表》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就是既有授权又有问责,其实比皇帝亲政更好。
但,这里面问题很多。
首先,如何保证拥有实权的宰相不会趁机政变,变成既篡位又亲政的新皇帝?诸葛亮的办法是用自己的人格做担保,可惜道德的担保从来就是靠不住的。诸葛亮本人不是王莽,不等于别的什么人不是曹丕。
其次,在既无宪法又无国会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知道那拥有实权又永不政变的宰相如何产生。刘备当然运气很好,刘禅就不敢赌这一把。蒋琬去世后,他干脆“自摄国事”,结果成为亡国之君,只能到洛阳去装疯卖傻。
诸葛亮的政改终于失败,如果他确有此意的话。
如果。
政改失败的诸葛亮只能去做道德楷模,甚至吕洞宾的师兄。人们为他的“出师未捷”唏嘘不已,对他的“三顾乃见”羡慕有加,甚至让他穿上八卦衣,摇着鹅毛扇,从袖子里掏出锦囊妙计,并美其名曰“智慧的象征”。[29]
虚君实相,以法治国,无人提及。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想都别想。
也许这就是历史。历史并非总是能够真实地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历史形象也总是不如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影响深远,而庸众们的偶像则是不容批评和讨论的。
诸葛亮的在天之灵,只能去咀嚼自己的孤独。
那么,曹操呢?
再说曹操
曹操不但孤独,而且冤屈。许多事情别人做得,他做不得。比如来敏和彭羕,就是蜀国的孔融和祢衡。然而诸葛亮杀了彭羕,没有任何人批评;曹操并没有杀祢衡,却要背上千古骂名。公平吗?有道理吗?
没道理,但有原因。
原因之一,是曹操在中原,在中央,士族云集举世瞩目,局面大动静也大。蜀汉则相反。所以同样一件事,在曹魏会引起轩然大波,在蜀汉就只有些微波澜。
何况士族对曹操也充满敌意。
敌意是深不可测的。众所周知,士族在东汉末年,已经是统治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要成为统治阶级,也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和平过渡,二是武装斗争。然而董卓入京,使前一种方式不再可能;官渡之战,又使后一种方式化为泡影。董卓和曹操,岂非他们的头号仇家?
相比之下,曹操又更可恨。
的确,董卓其实是敬重甚至畏惧士族的,他的问题是粗鲁、野蛮和没有教养。曹操却在骨子里藐视士族。他甚至在立足未稳之时,就公然杀了恃才傲物出言不逊的名士边让,结果兖州士人义愤填膺,天下士族同仇敌忾,老朋友张邈和老部下陈宫也都一齐反叛了曹操。[30]
兖州牧由曹操变成了吕布,也因为此。
其实曹操代理兖州牧,陈宫是出了大力的。然而边让被杀后,陈宫却死心塌地反曹到底。他甚至宁肯去帮助有勇无谋的吕布,而且兵败被俘后也宁死不降。[31]
曹操于心不忍,便叫着陈宫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母亲可怎么办,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呀!
陈宫却义无反顾。他长叹一声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老母和妻儿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说完,昂首走向刑场。[32]
曹操流着眼泪为陈宫送行,赡养其家人的诺言也得到了兑现,既定的路线却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也许正是在那一刻,曹操更加坚定了建立“法家寒族之政权”的信念,尽管他并没有时间表,也没有路线图。
然而影响却极大。
事实上,正是曹操在不断向世人证明,只有非士族出身的军阀才能夺取政权,也只有撇开袁绍代表的“儒家士族路线”才能成功。这就是刘备和孙权能在“后袁绍时期”胜出的原因,起了带头和榜样作用的则是曹操。
天下变成三国,原因也在于此。
可惜曹操的想法有问题。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对于帝国制度来说,最合适的统治阶级是庶族地主,最合适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因此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便既不是袁绍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或庶族地主加儒道释三教合流。
但,这是只能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的试错之后,才可以实现的。以两晋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士族地主阶级的敌意则不难理解,因为曹操挡住了他们的道路,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他们肯定要将满腔的愤怒倾泻到曹操身上,怀着刻骨的仇恨将他“妖魔化”。
何况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
曹操最大的失误,是为曹丕的称帝创造了条件。不妨设想,如果曹操不称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国,哪怕曹家世代为相,事情会怎么样呢?
恐怕就变成诸葛亮了。
实际上诸葛亮与曹操不乏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开府的丞相,都封了县侯,也都兼任州牧。如果把两人的职务和头衔并列起来看,那简直就是“双胞胎”——
曹操: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
诸葛:武乡侯,丞相,领益州牧。
曹操多出来的,只有魏王的王爵。
因此,正如马克思之所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仿效其伯父拿破仑发动政变的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同样,当曹丕把皇袍披在身上时,曹操就只能等着被画成一张大白脸。[33]
与此同时,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
不可否认,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都堪称千古楷模。但诸葛亮成为神,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需要典型。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表。这跟曹操变成鬼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事实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诸葛亮既然是后浪,曹操也只好死在沙滩上。
然而历史的长河却不管什么前浪后浪,它只会顺着自己的河床一往无前。因此,当苏东坡站在长江岸边遥想赤壁风云之时,他看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画面:年轻帅气的周瑜新婚燕尔小乔初嫁,一身便装统领舰队西进。羽扇指点处,谈笑风生间,曹操的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这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见和精神风貌,只不过不是三国的,而是魏晋的。没错,苏东坡笔下的周瑜更像一个魏晋的名士,而不是三国的将军。尽管周瑜非常懂音乐,就像曹操是诗人;也尽管魏晋与三国相距不远。
但,三国是三国,魏晋是魏晋。它们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风采、气度、韵味和格调也是不同的。
那么,魏晋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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