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进了汉中的深山老林。
原本几万精锐手下,被打得只剩一个零头,甚至连他最可靠的亲信祁总管,也带着人当了叛徒,在山沟里受冻的李自成,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如果是张献忠,到这个时候,估计早就投降洗洗睡了,但李自成依然不投降,他依然坚定。
但再坚定,都要解决问题,李自成明白,老待在山里,终究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
经过分析,他正确地认识到,四川是不能去了,陕西也不能去了,要想有所成就,唯一的目的地,是河南。
河南有人口,有灾荒,加上还有几个从前的老战友,所以,这是李自成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而从汉中到河南,必须经过南原。
南原,位于潼关附近,是此去必经之路,为了交通安全,李自成在出发前,进行了长期侦查,摸清地形,为了麻痹敌人,他在山区蹲了一个多月,直到所有官军撤走,才正式上路。
一路上,李自成相当机灵,数次避过官军,但终究有惊无险地到了南原。
南原是他的最后一站,只要通过这里,他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变。
一个月前,当李自成只剩一千余人,躲进山里的时候,孙传庭认为,这是歼灭李自成的最好时机,必须立刻进山围剿,至少也要围困。
然而,洪承畴反对,他认为既不要围剿,也不用围困。
孙传庭很愤怒,他判定,李自成必定会再次出山,而且他的进攻方向,一定是河南。
这一次,洪承畴没有反对,他说,确实如此。
既然确实如此,为什么不全力围剿呢?
因为最好的围剿地点,是潼关南原,无论他从何处出发,那里是他的必经之路。
所以当李自成全军进入南原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
据史料记载,为了伏击李自成,孙传庭集结了三万以上的兵力,每隔数十里,就埋伏一群人,山沟、丛林,只要能塞人的地方,都塞满。
如此架势,别说突围,就算是挤,估计都挤不出去。
所以从战斗一开始,就毫无悬念,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挨了闷棍后,李自成开始突围,往附近的山里跑,然而跑进去才发现,明军比他进来得还早,于是又往外跑,跑了一天,没能跑出去。
参考消息
李自成的小舅子高一功
始终跟随李自成左右的高一功,是其妻高氏的亲弟,作战勇猛不要命,且极有头脑,能谋善辩,难得的是他誓死维护姐夫。吴三桂借兵报父仇,引清兵入关,奉命镇守要害之地榆林的就是他。与阿济格的一场恶战,终于拖延了清军的步伐,为姐夫的转移争取了时间。李自成在通城县九宫山殉难后,随李过进入湖南平江县据寨自守。顺治年间战死。
李自成部余下的一千多人,是他的精锐亲军。九年来,南征北战,无论是四川、陕西,钻山沟、绕树林,都坚定不移地跟着走。
到了南原,就再也走不动了。
虽然经过拼死厮杀,终究没能突围出去,从白天打到晚上,一千个人,只剩下了十八个。
李自成也是十八个人之一,他趁着夜色,率领部将刘宗敏,逃出了包围圈,他的手下全军覆没,老婆、孩子全部被俘。
在一片黑暗中,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在那里,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
至此,西北民变基本平息,几位著名头领,基本都被按平,要么灭了,要么投降,没灭也没降的,似乎也很悲哀,毕竟连被灭的价值都没有,是很郁闷的。
张献忠老实了,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工作不好找,如果再去造反,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开始踏踏实实当个地主(谷城基本归他管)。
消停了。
民变基本平息,朝廷基本安定,要走的走了,要杀的杀了,要招安的也招安了,经过长达十年的混乱,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
对目前的情况,崇祯很高兴,他忙活了十年,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对大臣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
十年?
一年都没有。
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并不是曙光,而是回光,回光返照。
天朝上邦
几乎就在李自成全军覆没的同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再次改变了大明帝国的命运。
崇祯十一年(1638),皇太极决定,进攻明朝。清军兵分两路,多尔衮率左翼军,岳托率右翼军,越过长城,发动猛攻。
李自成逃跑路线
应该说,为了这次进攻,皇太极是很费心思的,他不去打关宁防线(也是实在打不过来),居然绕了个大圈,跑到了密云。
密云的守军很少,但几乎没人认为,清军会从这里进攻,因为这里山多,且险,要从这里过来,要爬很多山,而且很难爬,要爬很久。从这里打进来,那是绝无可能。
据说经常卖假古董的人,最喜欢听到的话,就是某位很懂行的顾客,很自信地表示,古董的某某特征,是绝对仿不出来的。
皇太极有没有卖过古董,那是无从考证,但他选择的地方,就是这里,他的战术非常简单,就是爬山。
清军爬过来的时候,蓟辽总督吴阿衡正在喝酒,且喝大了,脑袋比较晕,清军都到密云了,他才明白过来。
人喝醉之后,有两个后果:一、头疼;二、胆子大。
这两个后果,吴总督都有,最终后果是,头疼的吴总督,胆大无比,带着几千人,就奔着清军去了。
喝醉的人,要是一打一,仗着抗击打能力,还有点儿胜算,但要是群殴,也就只能被殴,没过多长时间,吴总督就被殴死了,清军突破长城防线,全线进攻,形势万分危急。
密云距离北京,今天坐车,如果没堵车,大致是两个钟头,当年骑马,如果没堵马,估计也就一两天。
离京城一两天,也就是离崇祯一两天,所以消息传到京城,大家都很恐慌,只有几个人不慌,其中之一,就是崇祯。
崇祯之所以不慌,是因为六个月前,他就知道清军会进攻,而且连进攻的时间,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六个月前,有一个人将攻击的时间、方式都告诉了他,这个人并非间谍,也不是卧底,他的名字,叫皇太极。
半年前的一天,杨嗣昌曾在私下场合对崇祯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比较长,所以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
在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跟匈奴议和了。
这个故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让崇祯去跟清朝和谈。
客观地讲,这是唯一的方法。
就军事实力而言,当时的清朝虽然军队人数不多(最大兵力二十万),但战斗力相当强(某些西方军事学家跟着凑热闹,说是十七世纪最强的骑兵),明朝的军队人数,大致在六十万到八十万左右,但能打仗的(辽东系、洪兵、秦兵),也就是二十多万,要真拉开了打,估计也不太行。
好在地形靠谱,守着几个山口,清军也打不过来,所以按照常理,是能够维持的。
但要命的是后院起火,出了李自成等一干猛人,只能整天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杨嗣昌建议,跟清朝和谈,先解决内部矛盾。
其实杨嗣昌的故事,还有下半段:刘秀跟匈奴和谈,搞定内部后,没过多少年,就派汉军出塞,把匈奴打得落荒而逃。
所谓秋后算账,虽然杨嗣昌没讲,但崇祯明白,所以他决定,先忍一口气,跟清朝和谈,先搞定内部问题。
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三个人,包括崇祯、杨嗣昌、太监高起潜。
为保证万无一失,和谈使者是不能派的,杨嗣昌不知去哪里寻摸来个算命的,跑到皇太极那边,说要谈判。
皇太极的态度相当好,说愿意和谈,而且表示,如果和谈成功,就马上率军撤回原地。
当然,这位老兄一向不白给,末了还说了一句,如果和谈不成功,我就打过去,具体时间,是在今年的秋天。
崇祯愿意和谈,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过了几个月,在他的暗中指使下,杨嗣昌正式提出,建议与清朝和谈。
此后的事情,打死他都想不到。
建议提出后,按史料的说法,赞成的人很少,反对的人很多,事实上,是只有人反对,没有人赞成。
最先蹦出来的,是六部的几个官员,骂了杨嗣昌,然后是一拨言官,说杨嗣昌卖国,应该拉出去千刀万剐,全家死光光。
但把这件事最终搅黄的,是最后出场的一个人——黄道周。
黄道周同志的简历,我就不多说了,这位仁兄后来有个外号,叫“黄圣人”,后来跟清军死战到底,堪称名副其实。
黄圣人当着皇帝的面,直接跟杨嗣昌搞辩论,一通天理人欲,先把杨嗣昌说晕,然后发挥特长(他的专业是理学),从理论角度证明,杨嗣昌主张议和,是天理难容、违背人伦等。
说了半天,杨嗣昌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崇祯虽然气不过,但黄先生理论基础太扎实,也没办法,等辩论完了,也不宣布结果,当场就下了令,黄道周连降六级,到外地去搞地方建设。
皇帝大人虽然出了气,但和谈是绝不可能了,杨嗣昌再也没提,大家都能等,皇太极例外,他在关外等了几个月,眼看没了消息,认定是被忽悠了,就又打了进来。
对当时的崇祯而言,和谈是最好的出路,其实问题很简单。当年汉高祖如此英雄,还得往匈奴送人和亲,皇太极从来没要过人,无非是要点儿钱,弄点儿干货,也就完事了。
但如此简单的问题,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如此多人反对,其实只是因为一件东西——心态。
我曾研习过交通史(中外交往),惊奇地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人其实差不多。穷了,就瞧不起你、打你;富了,就给你面子、听话。
比如美国,说谁是流氓谁就是流氓,说打谁就打谁,盟友遍布天下,时不时还搞个会盟,弄个盟军,全世界人民都羡慕。
但这事你要真信了,那就傻了,要知道,那都是拿钱砸出来的。听话,就是友好邻邦,就给美元、给援助,很人道;不听话,就是流氓国家,给导弹,很暴力。
而且山姆大叔是真有钱,导弹那是贵,一百万美元一个,照扔,一扔就几十个,心眼太实在。我估摸着,要全换成手榴弹,从飞机上往下扔,也能扔个把月。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实力。
谁有实力,谁就是大爷,没实力,就是孙子。美国有实力,其实也就一百多年,趁着英国老大爷跟德国老大爷干仗,奋发图强,终成超级大爷。
相比而言,中国当大爷的时间,实在是比较长,自打汉朝起,基本就是世界先进国家,虽然中途闹腾过,后来唐朝时又起来了,也是全世界人民羡慕,往死了派留学生。相对而言,欧洲除了罗马帝国挺得比较久,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帮封建社会的职业文盲砍来砍去。直到明朝中期,中国都是世界领先。
参考消息
“助顺将军”黄道周
相传黄道周就义后大约十年,有人在武夷山看见一个黄衫老者策杖信步于山林水泉之间,面目眉眼酷似黄圣人(其实认识他的没几个)。百姓认为黄道周已经化仙为神,于是捐款建庙,让他享受崇祀,得人间香火。为避清廷压迫,不敢直接以黄道周祠命名,便称其为“助顺将军”。乾隆年间,有黄姓移民在此请奉香火入台,于艋竹巷尾建小庙供奉。直到现在,台北市也有一座助顺将军庙,庙便位于康定路上,祭祀黄圣人的香火依然不断。
鉴于时间太久,心态难免有点儿问题,比如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当大爷了,就派使者到中国,见到乾隆。本意大致是要跟中国通商。
然而,乾隆同志对他们说,回去给你们乔治(当时的英国国王)带个信,就说你的孝心我知道了,你的贡品我收到了(战舰模型),我天朝应有尽有,你就不要再费心了,给我送这些东西,是比较耽误事的,你们那里是蛮荒之地,生活很困难,好好种地,我这里东西很多,赏点儿给你,回家好好用吧。
几十年后,在蛮荒之地种地的英国农民们,驾驶着战舰打了进来。
这种毛病由来已久,毕竟牛了太多年,近的朝鲜、越南、日本且不说,最远的,能打到中亚、西伯利亚。自古以来,就是天朝上邦,四方来拜。外国使臣来访,表面上好吃好喝招待着,临走还捎堆东西,说天朝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只管拿。背地里说人家是蛮夷,没文化,落后,看你可怜,给你几个赏钱。
牛的时候,怎么干都行。等到不牛了,还想怎么干都行,那就不行了。
明朝的官员思维,大致就是如此。就军事实力而言,谈判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没有人选择。
这种行为,说得好听点儿,叫坚持原则。说得不好听,叫不识时务。明朝最后妥协的机会,就这样被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拒绝了。
十年前,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曾经很讨厌黄道周,讨厌这个固执、不识时务的人。我始终认为,他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直到我知道了黄道周的结局。
参考消息
清代是如何应对使节的
乾隆年间,有英国使者带着英国国王的亲笔信前来觐见乾隆帝,被朝臣威胁行跪礼,最终英使以觐见教皇的礼节单膝叩拜了乾隆,双方对此都很不满意。到了同治朝,不平等条约虽然签着,对外国以番邦小国的态度却依然未曾改变。外国使节要求以觐见本国君主的礼节觐见中国皇帝,但当时翰林院编修吴大澄极力反对外国使节这样做。他认为朝廷的礼仪是大清朝两百年来的宝贵财富,外国人应当入乡随俗,不应该破坏祖宗旧制,辱我国体。
七年后,当清军入关时,在家赋闲的黄道周再次出山,辅佐唐王。
唐王的地盘,大致在福建一带,他是个比较有追求的人,很想打回老家,可惜他有个不太有追求的下属——郑芝龙。
郑芝龙的打算,是混,无论清朝明朝,自己混好就行。唐王打算北伐,郑芝龙说你想去就去,反正我不去。
唐王所有的兵力,都在郑芝龙的手里,所以说了一年多,只打雷不下雨。
这时黄道周站出来,他说:“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坐而待毙,何如出关迎敌。”
唐王很高兴,说你去北伐吧,然后他说,我没有兵给你。
黄道周说,不用,我自己招兵。
然后他回到了家,找到了老乡、同学、学生,招来了一千多人。
大部分人都是百姓。
隆武元年(唐王年号,1645),黄道周出师北伐。他的军队没有经验,从未上过战场,甚至没有武器。他们拥有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叫做锄头、扁担。所以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的名字,叫做“扁担军”。
黄道周的妻子随同出征,她召集了许多妇女,一同前往作战,这支部队连扁担都没有,史称“夫人军”。
就算是最白痴的白痴,也能明白,这是自寻死路。
然而,黄道周坚定地向前进发,明知必死无疑。正如当年他拒绝和谈,绝不妥协。
三个月后,他在江西婺源遭遇清军,打了这支队伍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
结果毫无悬念,批判的武器没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黄道周全军覆没。黄道周被俘,被送到了南京,无数人轮番出面劝他投降,他严词拒绝。
三个月后,他在南京就义,死后衣中留有血书,内容共十六字:
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落款:
大明孤臣黄道周。
正如当年的他,不识时务,绝不妥协。
有人曾对我说,文明的灭绝是正常的,因为麻烦太多,天灾人祸、内斗外斗,所以四大文明灭了三个,只有中国文明流传至今,实在太不容易。
我想想,似乎确实如此,往近了说,从鸦片战争起,全世界强国(连不强的都来凑热闹)欺负我们,连打带抢带烧带杀,还摊上个“量中华之物力”配合人家乱搞的慈禧,打是打不过,搞发展搞不了(洋务),同化也同不了(人家也有文明),软不行,硬也不行,识时务的看法,是亡定了。
然而,我们终究没有亡,挺过英法联军,挺过甲午战争,挺过八国联军,挺过抗日,终究没有亡。
因为总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无论时局形势如何,无论对手有多强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坚持,绝不妥协。
所以我想说的是,当年的这场辩论,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但不妥协的人,应该得到尊重。
面对冷酷的世间、无奈的场景,遇事妥协,不坚持到底,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选择,因为妥协、退让很现实,很有好处。
但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应该不妥协,至少一两件。因为不妥协、坚持虽然不现实,很没好处,却是正确的。
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至少有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