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得道之人总是靠着众人的力量才能最终白日飞升,没有一帮手下给得道之人赚钱、煮饭、打扫卫生、照顾双亲,只怕这位得道之人在没有升天之前,便会被俗务累死,哪里还有能力飞天?所以他升天之后便要带着鸡犬,这也是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传统。如果升天时不带最亲近的人,反而带些外人,未必太不近人情。
同理,一人倒霉,他的手下人必然是被打压的对象,痛打落水狗嘛,免得落水狗趁人不备来咬人,这是岭西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也是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教训。
带着乱七八糟的思绪,侯卫东回到了顶楼的科委办公室,坐下还未来得及喝茶,信息所王所长走了进来。
王所长四十来岁,梳着根大辫子,她的衣服仿佛还停留在80年代,坐在侯卫东对面,道:“侯主任,有空没有?我给您汇报工作。”
中午那顿酒,周永泰在喝醉前,已将科委几个人的情况基本上介绍了。周永泰介绍王所长时,对其工农兵学员身份进行了特别强调,侯卫东记得特别清楚。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高考就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但是当时上大学并不需要高考,而是推荐读书。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
中央政府把新生名额分配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再由他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一级一级地分到工厂、县和连队。在1970年,只有不到1%的中国人受过高等教育,而大学的录取名额在中国许多地方不到适龄青年的1‰。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推荐过程中由于裙带关系而腐败变质。
1972—1976年,70%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本科学制从四年缩短到三年,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以及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教授抱怨说一些大学生水平还不如高中生。王所长就是一名工农兵大学学员,在科委这个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地方,连中专毕业的同事都看不上这位工农兵学员。
侯卫东为王所长倒了一杯水,等着她说话。
王所长捧着茶杯,深有感触地道:“我在科委陪了四个主任了,到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次数也不少,只有侯主任给我倒了茶水。”
“给王所长倒水,是待客之道。”
王所长道:“‘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现在知识分子的地位总算是提高了,没有党的好政策,我们也不能安安静静地在这里研究科学工作……”
她绕了一大圈,才把事情扯到自己身上,道:“侯主任,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如今才是副主任科员。以前每次调资评级,我都发扬了风格,眼见着就要退休了,仍然是副主任科员,请侯主任为老同志考虑具体问题。”她又道,“以前姚主任心胸狭窄,找到机会就报复我,算了,以前的事情就不说了。”
在岭西的人事制度中,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都属于非领导职务,与工资挂钩。每个单位根据人数、级别等情况,分别有一定额数的非领导职务,如果职数满了,即使有资格评上非领导职务,也要等着职数空出来才能依次递补。
侯卫东并没有直接回答,道:“我知道了,等到有条件了,会综合平衡。”
王所长并没有期望汇报一次工作就能解决问题,她热情地道:“我们信息所是科委下属单位,请侯主任抽个时间来看一看,指导工作。”
信息所王所长走了以后,侯卫东心中暗道:“这个信息所名不副实,连电脑都没有,怎样开展信息工作?”
坐在办公室想了一会儿,侯卫东直奔三楼,他要去找分管科委的高副县长,请他解决一些经费,为科委购买电脑。
到了三楼,他没有与县府办联系,而是直接到高副县长办公室。刚到了办公室门口,秘书小林正好从高副县长办公室出来,见到侯卫东,客气地道:“侯主任,请稍等一会儿,曾副县长刚进去,两位领导谈点事情,你到我办公室来坐一会儿。”
侯卫东就跟着秘书小林来到了县府办秘书科。小林是比任小蔚晚一年的选调生,刚刚到县府办时,时不时地还要到委办来串门,与侯卫东也熟悉。他麻利地给侯卫东泡了茶,便搬了张椅子坐在侯卫东面前。
正聊着,刘坤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进来就道:“小林,你这文件还要修改,第二段与第三段逻辑关系混乱,结尾没有说清楚。”
小林站起来,恭敬地听着。
“这篇稿子要得急,抓紧时间改一改,下班之前拿给我。”刘坤这时才把眼光转向了侯卫东,问道,“侯主任有事?”
侯卫东平静地道:“找高县长。”
西装、白衬衣加上领带,让刘坤显得很是英俊,他抬了抬下巴,道:“高县长三点半要开县政府常务会,有事最好明天来找他。”这时他衣袋中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没有再与侯卫东说话,接着电话便走出秘书科办公室。
侯卫东跟随祝焱这一段时间,在潜移默化之中,境界与青林镇时相比大大提高,他无意与刘坤争短长,只是平静地对待所发生的事情。
等了一会儿,曾昭强还没有出来。侯卫东不想再等,出了小林办公室,就见到曾昭强走了出来。
侯卫东与曾昭强副县长握了手,进了高宁副县长办公室。
高宁听了侯卫东的汇报,挠了挠头,道:“科委确实需要电脑,但是年初没有预算,今年财政压力特别大,有些难办。这样吧,先坚持一年,明年想办法增加科委预算,你到时提醒我。”
侯卫东以前在新管会时,打个报告,财政立刻就配了一台三菱车,此时配几台电脑都是一件难事,让他挺无语,道:“好吧,那年底我再来汇报。”
高宁还是给了一点面子,在侯卫东出门前,把他叫住:“这样,你让办公室报一份购买一台电脑的请示,先给你配一台电脑。”
侯卫东的办公室在顶楼科委最里面,要到他的办公室,必须依次从其他办公室门前走过。
侯卫东从高宁办公室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顺便就将每位同志的表现看得一清二楚:周永泰烂醉如泥,被送回了家,办公室自然是大门紧闭;小宁主任伏在桌上,在呼呼大睡;信息所王所长正在与另一位女同志凑在一起聊天;还有两位老同志伏在桌上抄抄写写。
科委这种状况也有着深层次的多种原因,积习所致,并非短期可以改变。侯卫东知道在许多制度性、物质性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这种现状无法解决。他摇了摇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喝了一会儿茶,将科委订阅的报纸拿起来随便翻了翻,将一个月左右的《人民日报》和《岭西日报》看完,不知不觉中,时间已到了下午3点。
侯卫东不由得就想起了朱自清关于时间的散文,暗道:“假如一个人活一百年,也就是三万六千多天,而我们却将有限的时间随意地浪费,时间在不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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