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作与文化观

    　　大国小城是我壮着胆子写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一年多时间里我陆续出了一本长篇小说寂寞城市和一本散文短篇集蝴蝶飞出地平线。这是我的第三本书，起承转合，这一本书的意义看来就在于这个“转”字了。

    这本书是我在探寻“历史边缘古国”这个空间中所写的一些文字，第一次旅程从成都出发到昆明，第一站就是抵达金陇金殿国的遗址版纳，然后去了古缅国的所在地缅甸勐拉，接着就马不停蹄的去了南诏国和明代木增父子的领地丽江，在那里我看到了被称为南故宫的木府，整个宫殿格局精美，建筑大气。最后我就选择了大理国的首府大理，作为我在云南的终点站。

    第二次的旅程是在二零零四年八月初，经过仔细选择，我决定将江西的婺源作为我们的终点站。在那个充满徽派建筑风格的华丽世界里，黑顶白墙，小桥流水，所有的风景是那么的煽情，仿佛给所有的游客带入了百年之前的古徽州。我在那里看到了真正的古银号，棕红色的柜台高大的让人觉得深不可测，墙上斑驳的灰粉涂料飘落在墙角杂草的身上。看起来平常的江南古镇，就在那样一个县城里面，有两个王朝的后代在那里悄然隐没，一个是飘逸华丽的南唐王朝，另一个则是神秘而又豪放的匈奴帝国。

    在这两次旅程之前，我还去了一次桂林。在如上的旅程中，我没有选择那些被大家认为已经是耳熟能详的王朝作为我的目的地，那些时代在所有人的眼里都是黄金一般的神圣帝国，它们在一诞生的那一刹那就受到了历史和时代的重视。纵观二十四史，每一部史书都详尽史官华美之笔触，历经千百年的思考讨论，铅华和精髓都被一一洗净，丝毫没有任何思想价值可言。

    二零零五年五月，我决定了登上武夷山。吸引我的并不是武夷山的险峻，而是那里的百越文化和闽学底蕴。在中国人眼里，广东福建绝对不是文化的发祥地，然而这种结论却是无比荒谬、错误的。福建诞生了闽学，也就是理学。

    湖南的考察是我今年暑假进行的一次旅游活动。我选择了湖南的凤凰古城——并且是从怀化的芷江古城出发的。在那里我感觉到了汉文化经历顿挫之后所遇见到的困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解放西路、凤凰古城这些从远古走向现代的名词让我觉得一阵内心的惶恐，彷佛在和沈从文、贾谊、黄永玉、曾国藩、王阳明这些历史之身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我惊讶于那里的文化气质，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带有世界眼光和文化底蕴。更令我欣喜的是，在事后的三个月，我在成都遇见了我的朋友佘曼妮小姐，她就是来自于湘西的女孩子，即使在超级女声这样一个浮躁的舞台上都能保留着一种传统古典女子的气质和风度。其修养与待人接物的内在涵养实在是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事关南京上海的大考察，一方面是赴南京大学拜访我的老师解玉峰先生，一方面是想彻底对于苏杭古镇进行一次完整的考察。苏杭文化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碰撞的产物。郑和和黄道婆，就是从上海松江发源的。那里诞生了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也诞生了中国文化未来的期望。

    探寻神秘并不是我的初衷，在中国史学家约定俗成的眼光里，几乎所有在历史边缘的王朝都无一例外的被冠以“夜郎”之称。我们无法用柏拉图的史学观点来要求每一个历史学的研究者都必须用特定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中的每一个片段。这些政权的存在恰恰说明了在中世纪，所有的政治和经济都无法真正达到区域的一体化，中原君主常常使用的“蛮荒之地”、“夜郎之国”这些贬损甚至亵渎的称呼恰巧说明了中原君主对于这种政权力量的一种默认。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大理国，它从建国到灭亡，等于是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并持续了几百年的君主统治。但是最终仍然被蒙古骑兵所灭。

    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在历史长河中出现的生命个体，包括这些在史学家眼里渺小的近乎没有必要去研究的王朝。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应该放弃它们，只要是完整的历史，就必须研究它们在历史中所承担的责任，或许我们常常藐视的事物却在不经意之间创造了历史的奇迹。

    在这些文化的背后，就造就了数不胜数的的古城，直至现在，大量的名城、超级城市仍旧层出不穷。可是不管怎样，当下这些城市，永远不可能再现当年苏州的小桥流水、重庆的大江东去、杭州的风花雪月。因为，这些城市已经变成了水泥森林的拥蹙。

    在多次临行的时候，都会有朋友们来劝阻，就近写成都吧，写武汉吧，都是名城。

    我说，他们都不配。

    既然不配，既然又有选择，那么，就出发吧。

    二

    对于文化散文，我是第一次尝试。在“转”的时候进行了我的一次尝试，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在写散文之前，我一直作为一名小说作者在从事我的创作。从第一本书开始，包括第二本书里面的一些中篇小说，这些文字都只能代表我在编情节方面尚且可以。而青年作者思想的新锐和创作的激情迫使这些作者只能够写一些情感散文和情节曲折的小说，散文和杂文的厚重博大并不是任何一个作者都能驾驭的。这就决定在更多的方面青年的文字高手们在更多的方面只是一个作者，而不是一个作家。

    一个作者或是作家的评价标准，我个人认为并不是看是否有著作出版，而是看在写作体裁上是否能够一专多能。散文的写作并不是只需要天马行空的思维和创作的激情，在更多的时候，散文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我在散文的写作上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显然不能称为作家。

    我所说的这些并不是为了标榜我的写作水平如何高深。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作者为了急于成书所能使用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书籍是知识的载体，并不是情节的载体，对于书籍的分量，我认为永远只能严肃的对待，因为尊重书籍就是尊重知识尊重学术。尊重书籍的途径无非有二，一是认真读书，二是认真写书。

    每篇散文都是代表着我的两个考察思想，一个是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碰撞后产生的危机，一种是中国正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所产生的文化问题。在山人墓中，我就试图提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冲突，而在高楼下的影子里面我则想到了城市里的文物保护问题，在江西婺源，我写下了被遗忘的贵族，那是我对于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和当下社会的矛盾思考。总之，篇篇有意，句句在心。

    我之所以会选择学术研究，并非我自己自愿的不恰当出场，而是因为我喜欢任何形式的思索和探讨。青年人的浮躁心理有可能是导致成功的催化剂，也有可能是招致失败的原因。在这个商业气息浓重的市场氛围里，真想做一点事情并不容易，之所以中国现在缺乏黄佐临、钱钟书、张岱年这样的大师，是因为中国人的浮躁，中国文化界的浮躁，中国文坛出版界的浮躁，甚至学术界的浮躁。

    有一部经典的电影，让人想起这么一句话：

    “瓦尔特走了，谁来保卫萨瓦热窝？”

    而现在，我们要不停地拷问自己：

    “张岱年、启功走了，谁来保卫我们的思想？”

    青年作者、学者的思想明显在层次上和文化沉淀上远远不如中老年作家、学者。任何时代正统的写作都不可能是一时的激情或是一刻的发泄。而小说和散文这两种不同的文体中所存在的不同其实很难一语道破。简而言之，大概只能如此：

    无可辩驳的是，在我的这本集子里面，收录了为数不少的小说，关于这些小说。我的本意是按照那种散文的笔调去尽可能的努力创作或是升华。毕竟我是从写小说开始创作。我并不期望存在任何性质的概念化的东西。只要是文学表现形式，没有清晰的界限可言。正如我和姐姐春树在谈到先锋文学和摇滚音乐的时候，春树如是说，她不期望太多的概念来束缚我们所爱好或是热衷的艺术形式。

    (思想，时代以及如下的文字

    见于蝴蝶飞出地平线南海出版公司）

    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苛刻的要求自己去善于创作哪种文体，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抑或是诗歌，完全属于自己的喜好。如果严格要求自己，想让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那就不妨尝试一下多种文体的创作，正如岭南画派画家高剑父先生所说，在国画的基础上多多体会一下油画，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视觉感触。自古学问相通，并非其他。

    以上纯属一家之言，并不代表任何性质的理论说教和引导。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三

    文化散文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而我这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说更贴近时下流行的大文化散文。余秋雨先生的大文化散文一直是我所推崇的。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在更多的时候，他的散文充当了一种角色，一个在通俗的语句中传输知识的角色。

    可以这样理解，余秋雨先生很好的维护了书籍和知识的尊严，他无愧于一个作家的称号。

    在青年作者中，如我这样写文化散文的无疑是一个另类。况且这样做长途跋涉的旅行，其中艰辛且抛开不谈，到了一个地方对于这个地方的理解都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情。这次去的一些城市又不是我们平日熟知的六朝古都或是文化名城。在那些并不算繁华甚至可以说有些落后的村庄里面，我反复在思考一个问题，青年作者应该怎样面对写作？

    这次我去过的村庄完全可以说是与我们平时所知道的那些村落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比如说在江西婺源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准备看亚洲杯中日那场决赛，结果在小镇里找了数十家酒店都没有闭路电视，有的甚至连电视都没有。面对着当地居民一张张纯朴的笑脸，脚踩在泛着油光的青石板路上，我突然发觉在我们平日的文章里，对于生活，确实体会的太少。

    在湖南凤凰，我居住在邻近沱江的农家庭院里面。晚上常常能听见清楚的流水声。那是一种在都市生活中无法感受到的奇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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