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姐带我去学校报名。到了学校,她躲在门口,要我自己去教室。我想要她陪我去,她不肯,我就自己走进教室,在一个男老师报了名。出来时,四姐还守在门口,见我出来,就跟一个同学走开了。
我们坐在一年级的教室里,等着老师来。等得有点不耐烦,班上都是入学的新生,闹哄哄的。有一个同学还站在凳子上大声说话。我老老实实的坐在课桌前,不知声,不说话。看着别的孩子都很活跃,很大胆,竟为他们感到几分惭愧。我发现也有几个孩子像我一样很安静,我从他们脸上看到了同样的无措和惶然。那个站在凳子上大声说话的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吵起来,那女孩子和我在一个队里,是上一年的留级生。他们互相骂着脏字,好像随时要打到一起。我对他们十分敬仰,他们敢在班上吵架,一点害怕的样子都没有。就在他们快要撕扯到一起时,有人说老师来了。班里一阵混乱,然后安静下来。一个面皮黝黑高挑的男人走进来,他就是给我们登记的那个老师。
老师给我们发书,又点名,每个被点到的同学都要喊一声“到”有的学生喊得不响亮,老师就让重喊,直到合格。放学的时候,我们欢天喜地的往家跑,觉得学校一切都很有趣,很新鲜。下午老师没给我们上课,让我们几个人一组赛跑,然后,就让我们回家了。没想到学校这么有趣,这么好玩,老师这么好。
入学第一天就这么快快乐乐的过去了。
教我们的老师姓陈,他有一句口头禅,谁要是回答不上他的提问,他就用汉语拼音说mi迷,迷糊。他还有一个习惯性动作,谁要是在听课时走神儿,溜号,他就用粉笔掷过去,不是打人,而是击打这个人前面的桌子,把人吓一跳。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想打桌子,却打到了人。有时也犯更大的错误,想警告甲,却打到了乙,就会把那个同学弄得愣眉愣眼,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这时他就会冲无辜者一笑,直接叫起真正的“罪魁”批评几句之后,再让他坐下。他从不把学生领到教研室批评,只在班上批评教育。有时,他也会动动手,用教鞭指点学生的肩膀,并不怎样用力。不过这样的时候并不多,陈老师平时还是很平易近人的。
刚刚入学,我几乎什么都不会,数学还勉强,语文的拼音只会读,不会写,手比脚还笨,几乎使我厌学。但还好,最初的生疏过后,我很快就入门了。第一学期学完,一本语文书我可以从头背到尾。我从未刻意去背,只是在学的过程中,很自然的记熟了。第二学期陈老师去交别的班了,接着教我们的是一个很慈祥的老太太。关于陈老师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有一本新买的小人书,拿到学校去炫耀,被陈老师看到了,借去看,后来却忘记还我了。我也没好意思冲他要,不过还是狠心疼,那是一本真正的小人书,而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
张老师六十多岁,大圆脸,讲课时不戴眼镜,批改作业时才戴上。很专注,很认真的样子。我那时很调皮,就知道玩儿,但学起课程来很轻松,觉得在学校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玩儿的地方,没有什么上进心,学习好坏对我没什么感觉。不过张老师对我很好,她对所有学生都很好。我人生第一个近似肯定的评价,就是从她那里得到的,所以弥足珍贵。她肯定了我天性的顽皮,也肯定了我天性的聪明,而且,她也不认为我的顽皮是什么缺点。我只是任性而为,从未认识到自己的顽皮,也从未觉出自己如何聪明,但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老教师,她对每个学生都是明察秋毫的。我们那时都是八九岁的孩子,有时也会惹到张老师生气,但她从不发火,只是有一次她似乎很生气。对我们说,她已经退休了,不想出来教课,因为校长一次一次找她,她才来了。但她来了就要教好我们,不能把我们耽误了。张老师有一个傻儿子,三十多岁了,有一次正上着课,她忽然对我们说,她要回家看看儿子。回来对我们说,她儿子一点都不傻,可懂事儿了。那副认真的样子,让我今天想起来还很感动。我们只是一群不懂事的小屁孩儿,她对我们那么认真的说话,可见她是多么想对人说,她的儿子不傻,很懂事。
张老师只交完了我们一年级,就不肯再交了,说自己眼睛不好,还得在家照顾自己的儿子。到了二年级,教我们的是一个集体户的女学生,姓李,二十二三岁的样子,个子细高,腿很长,裤子很瘦,把大腿和屁股箍得紧绷绷的。小小的头,五官配合着脸的比例,紧紧巴巴的。但教课还算认真。不过对我这样淘气的学生偏见很深,先入为主的认定我这样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什么调皮捣蛋的事都是我做的,我是每件坏事的疑犯。比如,有一次午休,我们几个男生在教室里胡侃,一个女生从旁边走过,被一个男生绊了一下,几乎摔倒。这个女生到教室告诉了李老师,李老师把我叫去审问,我当然不会承认,因为根本不是我,而且我对她这样侮辱我的人格很生气,我固然调皮,但我绝不会给女生下腿绊。所以,言语上对她有了冲撞,她就报告了校长。校长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先是很有修养的开导我,让我承认是自己给女生下腿绊。说我承认了,以后改正了就是个好学生。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他的态度就不那么和蔼了。威胁我不承认就不让我上课,放学也不让我回家。见我不肯就范,就把我带到学校的仓库里审问,继续威胁我说,不承认就把我关到仓库里。而我继续否认着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校长气急败坏,正好仓库里乱扔着坏了的桌腿和板凳,他就顺手抄起一条桌腿,举起来,说不承认就打断我的腿。他的暴徒举动更激起了我的愤怒和勇气,我更大声的说:不是我就是不是我。他见没有吓住我,可能也觉得这件事不是我做的,就放下桌腿,说不是你,你也一定知道是谁,说出那个人,你就没事了。我当然知道是谁,但我绝不会做叛徒和奸细,更不会在他面前做。他见问不出什么,就放我回去了,也没再追究那个人是谁。也许那个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人是不是我。也是这个校长,在课间,我们四个学生在一起做喝酒干杯的游戏,这个游戏以前我们经常玩,就是把手攥空当酒杯,然后再碰,做出干杯的样子,但这次我们做这个游戏恰在毛泽东逝世期间。被这个校长看见后,就把我们几个用绳子拴在一起,让我们去公社投案。我那时还不到十岁,并不怎样害怕,还觉得挺好玩,可有两个同学吓哭了。另一个同学很生气。说去就去,拽着我们往校外走。还没走出学校,这位校长又把我们叫了回来,松开了事。这件事我没什么感觉,可这次是冤枉我,我就觉得很屈辱,委屈。回到班上,哭了很久。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的不公正待遇,从此开始,我的童年时代便开始结束了,那时我还不到十岁。
这件事在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心中很快就淡漠了,此后我变得更加顽皮,以前顽皮只是我的天性,现在更加进了故意的成分,反正我怎么都是一个坏学生了。上课时搞小动作,自己不好好听课,还影响别的学生。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李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做了几个小动作之后没人理我,我就站在凳子上两手插在腰间,朝着黑板做了一个很牛气的动作,课堂上发出几声抑制的笑声。李老师从黑板前转过身,莫名其妙的扫了全班一眼。没有人再笑了。她又转身往黑板上写字。我见刚才的效果不错,便再接再厉,爬到桌子上站起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前面写字的李老师的后背,脸上做出夸张的表情。全班哄堂大笑。我赶忙跳下桌子,刚坐下,李老师已转过身子,问怎么回事。一个女生笑得前仰后合,指着我说,他站在桌子上用手指你的后背。这次我被带到值宿室接受批评,在值宿室站了两节课。李老师对我简直是痛心疾首,在和一个老师闲聊时,指着我说,一碗凉水看到底,他不待出息的人。那个老师说,那可不一定,有时候就这样的孩子出息人。这个老师马上就要出场了,她就是我小学三四五年级的班主任,姓姚,名金兰。眼睛很大,水汪汪的,含着无限的善意和笑意。只是皮肤略黑,说话时总带着笑。她是我短暂的学业生涯中唯一敬爱的老师,我永远爱戴她,感激她,记着她!可惜她英年早逝,从农村进城后不久,嫁给了一个小她三岁的男人。男人是政府机关的一个小职员,婚后生了一个女儿,自己在幼儿园上班,在四十二岁那年因癌症去世了。我知道消息已是几年之后。如果有幸我的名字能够流传后世,我将用我的笔,让人们记住一个名字——姚金兰,一个有着巨大爱心,并且几近完美的人。愿她的灵魂在天国安息,愿她那双蕴藏着无穷善良和爱意的眼眸温暖万世,直到永远!
李老师虽然对我完全失望,但在学习上并没有对我另眼看待,只要我不犯错误,她也不故意找我的茬。不过同样犯错误,我就要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忘了是因为什么事了,我们五六个学生站在前面听李老师批评,她说着说着,忽然狠狠推了我一把,说,我可管不了你了。然后捂住脸,呜呜的哭起来。我被推了个趔趄,脚脖子磕在了打扫卫生用的铁撮子上。我的脚当然禁不住磕,我当时觉得很痛,但并没往心里去,连看一眼也没看。等回到座位上,发现磕出了一个口子,出的血把鞋帮子都湿透了,弄得鞋里面黏糊糊的。我向来很皮,对出点血,受点伤从不在乎,如果不是李老师的哭,我根本不会记起这件事。在李老师的班上,我的成绩中上,在我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因为学习被她批评过。也许批评过,被我忘了。
在李老师之后,另一位李老师教了我们大约半个学期。这位李老师个子不高,年龄也要小一些,我们背后都叫她小李老师。小李老师的性格不怎么稳重,教学能力一般,学生都不怎么尊重她。那时她正和大队拖拉机手谈恋爱,就更不让我们尊重了。有一次她从操场上走过,我就在后面喊拖拉机手的名字。头一声她没有反应,我以为她没听到,就更大声的喊了一句。这回她听到了,转回身向我们这边走。我们一群男孩子都很紧张,虽然是我惹的祸,但离得远,她未必能听出是谁,所有人都是怀疑对象。小李老师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冲我们大声问,谁喊的?但她好像并不想揪出这个人,紧接着说,谁要再喊,让我听到,看我不撕烂他的嘴。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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