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没有起来,我的舅妈说,整个冬天他们都躺在床上,没有大病,能吃能喝能睡。他们两个像两个小孩一样,互相看着对方吃饭,用手擦去掉在床上的米粒。姥姥问我:你是谁啊?我告诉了她。她说:你都这么大了?我呵呵笑了几声。然后她说,小磊比你小一岁。小磊就是现在住监狱的她的孙子。
我的姥爷耳背,好半天才知道了我是谁。他抓住我的手,认真的在我脸上看了又看。然后问:你到底是不是啊?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的父母不敢起小磊的事情,怕二老伤心。但我的舅舅主动提了出来。这样的用意很明白:告诉我们他对家里的事情还是很负责任的。由于我懂些法律,就看了看判决书,告诉他下一步怎么走比较好。当然,我不能担保他会按我说的去做。
临走的时候,两位老人都穿了衣服从床上起来送我们。他们相互搀扶着,站在门口。这时候,我的姥爷突然大声喊:小磊他会不会在里头住到死?
不会!他很快就出来了!我说。
我的姥爷没听见,他茫然的望着我的姥姥。
六
阿弓的年岁比我小,但他已经读到博士了,在我的初中同学里面,是公认的聪明孩子。我们的友谊从初中保持至今,未见褪色。
我们两家离的很近,于是,大年初一的晚上,他就骑着个自行车过来了。当时我们全家人正在打牌,我只好让妹妹替下我,我去陪这位一年一见的老朋友。
因为他一直都是学生身份,所以聊的还是学校里的事情多一点。从小时候聊到现在,从生活聊到爱情。我想避开的话题阿弓却非常偏爱,说着说着就说到了爱情。我心里明白,我们两个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迥异。所以打一开始我就知道肯定要顶牛。
阿弓说,他未来的老岳父已经催着他们领证了。
我说,忙什么。
我其实也不想,阿弓说,总觉得这件事情离自己还有点远,但她比我大一岁,人家着急也是有理由的。
你们还没一起住吧?最好住住,和想象的不大一样。
有啥不一样的,该发生的都发生过了。
生活不全是那些。
我只要和她结了婚,我就会一辈子对她好。
你以为结婚真的就是“一纸婚约”啊?哪儿会那么简单。
你把事情搞复杂了。
事情比我搞的更复杂。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到什么程度你才能结婚?这毕竟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呀,你不急,家里人还着急呢。
说具体又不具体。我只是坚信有那么一个沉默而丰盈的灵魂在某个地方等着我。
别说的那么玄,北京那么大地方,找一个老婆还不容易?
容易啊,老婆、情人遍地都是,但是爱情不多。好了,不说了,你学理科的,跟你讲不清楚。哈哈。你该结结,到时候通知我就是了。
咳。阿弓看上去有点不舒服,估计是被我咯了一下。
阿弓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大雪之中,我忽然想起了那首被许多无知少女们喜欢的海子的诗: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七
我的弟弟在重点中学复习,马上就又要参加高考。按说,短暂的相聚,我应该多给他讲点考试的事情才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哥俩的话题总在别的东西上面。
这次谈的是罗大佑。
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一般都不听罗叔叔,人家听的是周杰伦、蔡依林;实际上,和我一样大的人也很少有人听大佑了。在我读大学、有点迷恋罗大佑的时候,弟弟还很小。有次我回家带了一盘精选集(盗版磁带),他马上就喜欢上那首节奏感特强的飞车。他翻来覆去的听这首歌,将那盘磁带折磨的不成样子。
但他这次开口说的就是恋曲1980,并且认为这首歌强于90和2000。80胜于90我是同意的,但好于2000我不同意。而我们还是不约而同的唱起了80“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创痛的回忆”
后来又聊到了台北红玫瑰,弟弟立即哼唱出它的前奏。这是大佑的一首艳歌,旋律醉人。随着弟弟年龄的增长,他已经开始分析歌曲的配器与歌词的质量了。他说光阴的故事歌词很棒,追梦人比较难唱,还问我唱这首歌的那个女人是谁。我告诉他那是凤飞飞,台湾校园民谣时期的名歌手,其声音高亢浑厚,带有母性。
弟弟还告诉我一件他幼时的事情:当年他读初二,班里边在上课前喜欢领唱几首歌,这个传统在很多学校都有。有次唱完一个歌后还有三分钟就上课了,但他们为了延迟上课的时间,集体决定再唱一个。唱就要唱个长的,不然还得按时上课。有人提议唱童年(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是罗氏作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就这样,这首童年唱了足足8分钟,让那位急着上课的老师徒唤奈何。
弟弟说:这帮同学居然记得清楚那么长的歌词!
后来我们还聊到了现象72变,未来的主人翁,爱人同志,你的样子,我问弟弟,这些歌你是从哪儿听来的?他说,是从网上刻录的。他还跟我详细讲了刻录的方法。我有点不忍心责备他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却去上网听歌,也无从得知他听到恋曲1980这首残酷的情歌而几近落泪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成长故事。
八
在回北京的列车上,看到列车员对我的态度,使我不得不把与之相关的感受梳理一下。
什么感受呢?简单的说,就是霸道与冷漠。我想换一张卧铺票,我站着,那位列车员大人坐着,他却仍是爱理不理;在车站买票的时候,无论外面的旅客多么着急,里面的售票员仍是有说有笑,不时训斥一些说话过多的旅客;在政府办事部门,来这里办事的人个个心急如焚,可人家公务员根本不管你那一套,抽烟的抽烟,打电话的打电话。
可当列车员脱下他的服装,公务员走出办公室,有的时候他们也成了孙子。可怕的是,他们会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尊严是第二位的,对利害的权衡是第一位的。在“得势”的时候,欺负别人;在“失势”的时候,受别人欺负。在别人面前,想做到不卑不亢是困难的。因为在他的眼里,如果你是个大款或者某官员的亲戚,他就会惧你几分,但如果你只是一介平民,他就会把你踩在脚下。
不但有关尊严的事情少见,就连有关尊严的话语也少见。很少人去关心事情究竟公平与否,很多人在了解整个事情之后,善良地为你建言:托托某某吧,他或许能办。父母们让孩子们上学,为的是“出人头地”也就是说,在将来的时候,不再受别人的轻视,并且,还可以轻视甚至欺侮一下别人。
那么,我们不需要尊严吗?不是的。实际上,我们所遇到的事实正好说明了尊严的重要。只不过,在我们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不是用尊严的坐标建立起来的。这个社会里的种种问题,都通过别的渠道“处理”掉了,就像我们的国家有时候法律被旁置一样,尊严以及尊严话语,很多时候也被旁置了。
我总觉得,就像物理学上的能量守衡一样,尊严在整个社会上也是守衡的。就单个个体来讲,要做到尊严的“支出”与“收入”对等是困难的,那么,在一个时期内,就必然有人得到了过多的尊严,而同时有人失去了过多的尊严。我还算不了什么,我的一个亲戚,面对剥夺了他的尊严的乡长,将其办公桌掀翻在地,说:“办公,办个屁公,老百姓的事情不是公,什么是公!今天我的事情不解决,我就把墙上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抠了!”
你还别说,他的事情还真给解决了,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找回了自己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