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人,多少会对“乡村理发师”留下些许记忆吧。乡村理发师是书面称呼,乡下叫“剃头师傅”或“剃头匠”
近日,到老家办事,从村中老街走过,其中一间房屋屋顶已经倒塌,地面长满了杂草,记得这里曾是大家称呼为“小四子”师傅的剃头店。
七十年代,故乡臧林老街上有两位剃头师傅,一位叫“老把子”的师傅在街东“小四子”的店在街西。其实“小四子”师傅年纪不小了,当时就有四十开外了,大概是比老把子师傅年龄小,所以人们以一“老”一“小”来称呼吧。
那时候,全村两千多号人及附近一些村庄的人的头全是由两位师傅来打理,所以常常要等座排队。两位师傅的手艺各有特色,年纪大的好像更喜欢到“老把子”师傅那里理发,几次陪爷爷去理发,只见他麻利地给爷爷披上已经洗得发白的长围兜,把脖子和身体严严实实地遮住。小小的弹簧剃刀在他手中“恰恰恰恰”地发出有韵律的节奏,刮胡须、掏耳朵程序一道一道进行。最为绝处是剃须刮面,手捂面颊剃刀丝丝发声,手到之处必平滑光洁,即刻容光焕发。那手艺可谓娴熟精湛,炉火炖青,无可挑剔,而爷爷则躺在理发椅上,微闭着眼睛,无限享受的样子。每当这时,爷爷像变了个人似的,那张沧桑而棱角分明的脸上少了一点凌厉的锐气,更加多了一份慈祥和温和。
与大人的享受相比,我年少时,总觉得理发是一种折磨,坐在凳上,身体一动也不能动,脑袋要任理发师按住或拨动,而发屑刺得脖子痒痒的,遇到夏天,更是满头大汗。可是没有办法,母亲会经常催着我去理发,实在逃不过,只能硬着头皮去。记忆中妹妹好像从来没有去过理发店,每一次都是妈妈帮着修剪头发,外婆讲女儿家去理发店“不干净”至今不理解什么原因。
一开始我是在“老把子”师傅处剃头的,一来我家在村东,离他的店近些,二来他跟我家是同一个生产队的,妈妈总领我去他店里。也许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吧,即便少年的我也不例外,由于“老把子”给我剃的头老是不是“锅铲头”就是“马桶箍头”这种发型头发短,两次理发之间间隔时间长,自然也节约钱,父母亲当然欢迎,而我则认为太难看了,也因此给小伙伴们嗤笑了好几次,所以再也不想去那里理发了。相比而言“小四子”师傅擅长剃一种叫“西装头”的发型,我感觉好看多了,甚至有点时髦,所以后来每一次路过“老把子”店时都是一跑而过,来到西街的理发店理发。从此“小四子”师傅成为我的“御用”理发师。
记得西街理发店里的长台上有一个小木箱,小木箱里整齐地摆着剃头用的弹簧剃刀、围兜、毛刷,刮胡子的刀片,耳扒子,镜子旁的墙上挂着油光发亮的帆布带子。我曾好奇那黑乎乎的帆布圈子用来做什么,后来,看见师傅给别人刮胡子的那管小长柄刮刀看起来似乎不够锋利,就一头把它挂在板凳上,一头自己绷紧“蹭蹭蹭”刀子就磨快了,我睁大惊奇的眼睛,若有所悟。“小四子”师傅不仅技术好,服务态度也好,他每次给人理发,不单单打理头发,还会刮脸、掏耳朵、铰鼻毛,把你的头和脸弄得清清楚楚,舒舒服服。在一丝不苟地剃头的同时,师傅还会和理发人搭些话茬,谈谁家娶妻添丁了,谈谁家少鸡掉鸭了,谈张家田肥李家庄稼丰收啦
理发,不仅考验理发者的技艺,更考验理发师的耐心。尤其给一两岁的婴儿理发,更要耐心细致。有一天,我看隔壁傅婶抱着刚满1岁的小孩请“小四子”师傅理发,傅婶人还未坐稳,小孩就开始哭闹。当师傅把推子往小孩头上一放,小孩边哭头就边扭动起来,弄得师傅无法下手。傅婶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用手把小孩的头按住,师傅才勉强开工,随着推子的走动,小孩哭声越来越大,声嘶力竭,像杀猪一样嚎叫。一个头理下来,傅婶和理发师两个人都汗流浃背。
两位乡村理发师给村里的孩子、青年人、中年人、老人理发,凭手艺,吃的是百家饭,有时一天要剃十几个头,每一个头大约半个多小时,我们小孩收费一毛钱,大人一毛二分。为了增加收入,他们还常在店门口放上一篮鸡蛋代卖。两位师傅细致周到的服务令村里人感动,村里男女老少都很尊敬他们。
四年级我随父亲去了镇上读书,从那时起就很少在老家理发了。再后来考取大学,到城里工作,很少回家乡,再也没有见过两位村里的剃头匠。前段时间听村上人说,两位师傅前几年已经先后去世了,我听后有些伤感。
如今在乡下“剃头匠”已很少见,而发廊、发屋如雨后春笋般长出来,且理发师大部分是女的。那些传统的乡村理发师已与乡村的岁月一起老去。他们渐行渐远,只留下背影,让远离乡村的人,永远地怀念。(201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