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呼声

样，其目的都是发自内心对人尤其是女性的关切和同情。也正是这种来自女性自身的审视和关注，使得张爱玲的小说比其他女性文学多了一种女性意识的亲切感。

    王安忆对女性生存现状和价值取向，也有着近乎本能的关注和理解。她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观念的探讨，确立了在女性文学中的位置。而作为一个女作家，拥有天然的优势，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摆脱历史因袭的影响，摆脱男性视角的困挠，王安忆做到了这一点。她站到了女性自身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并开始在女性自身寻找问题的症结，甚至试图为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帮助。早在知青小说创作阶段，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就以清新可人的面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们健康向上，充满青春活力，对未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憧憬。虽然她们已经开始对异性萌生好感，但此时的女性形象仍是少女色彩的，她们寻找白马王子，并天真地相信白马王子的存在。伴随着王安忆的成长，她笔下的女性开始走向成熟和自觉，向外寻觅的目光开始转向自身。她们面对自己的现实处境，开始对现有的婚姻、家庭等的状态产生反思。庞大的社会压力，渊远的男性传统被她们视作改变现状的对立力量。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女性往往过于执着于两性力量的比较，往往借助母爱的力量来强化女性在两性斗争中的优势。例如冷土、蜀道难以及"三恋"小说中的男性往往是懦弱、不成熟的，在两性的交往中，他们与其说是需要一个妻子，不如说是需要一个母亲。他们在女性的怀抱里找到安全感，在女性的爱抚下逐渐成熟，而女性则凭借着天然的灵性高高在上地扮演着亦母亦妻的角色。在叔叔的故事、伤心太平洋和纪实与虚构等作品中也是这样，女性的力量得到了强化，在女性身上集中了更多的美德。这类小说是王安忆女性意识觉醒迈出的第一步。

    而现在，王安忆已经开始逐步纠正认识上的偏颇。从香港的情与爱以及长恨歌等作品中不难发现这一点。也许体现于其中的女性观念仍有缺陷，但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那就是终于发现女人首先是人，她并不是基于与男性的对立而成为女人，更不是为了扮演母亲或妻子的角色而成为女人，女性完全可以回到自己本身，自然平等地对待生活中的一切，无需通过什么附加物去强调与男性的不同价值，作为女人，作为人，性别的归属并不是那么重要。在爱情、婚姻与家庭中，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去付出、去索取，这是一个平等的双向交流的过程。当逢佳、王琦瑶们在情爱红尘中辛苦奔走的时候，她们作为女人的一面是明朗而突出的，即便没能成功地做一个好母亲或者好妻子，但仍是最最纯粹的女人。许多人喜欢把女人分裂为女儿、妻子、母亲等几个角色，认为女性是女儿性、妻性、母性的三位合一，事实上所谓女儿性、妻性、母性都是外加的注脚，女性本身的角色含义被模糊了，女人可以是妻子、是母亲，却不仅仅是如此，她们需要的是真实的生活，让世界还原女人成为“女人”

    “生命是一桩很累的负荷物，性别也是一桩很累的负荷物。可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庆幸生存，每一个男人与女人都暗暗庆幸自己性别的所属，为这性别迎接并争取着非它莫属的欢乐。”今天的王安忆开始抛却性别的负累，合理地看待女性的生存位置，进而合理地看待女作家的生存位置。任何一个生命个体都需要一个合理的生存位置，只有在确立了这一位置后才有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王安忆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合理的定位过程，她以一个女作家的姿态获得成功，在小说中借助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与细腻来表现女性心态，完成了女性写作者的自我超越。无论怎样，张爱玲、王安忆以鲜明的女性立场，各具备千秋的笔法，完成了女性在这个现实社会中发自的内心真诚的呼喊。她们表达了女性对自身的审视和重构，使女性的自我挖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更唤起女性思考的力量，让新时代的女性们在自我觉醒中，获得生命个体更加有力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