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明与翟九寿

向外突围。结果，冯、郑在突围中被敌人乱枪击中，当场丧命。翟九才的儿子宝富也被乱枪打死。黄克明被俘，押往栟茶镇，关进伪团部。

    得知黄克明被捕的消息，翟九寿焦急万分。他立即找到放盐分处主任伊福善，急切地要求他想一切办法营救黄克明。事关一个共产党干部的性命，曾经服务于国民党旧盐务机关，而共产党不计前嫌仍予留用的伊福善，深知其中利害，哪敢怠慢？于是，他一面向抗日民主政府报告情况，一面与新四军部队取得联系，请求配合；然后，亲自前往栟茶镇，通过垣商凌安叔，向欧阳团长提出了强硬交涉：“必须立即释放黄克明！否则，新四军方面将采取行动，禁阻全场6个灶区的所有灶长上街，让你们一两盐、一分税都收不到！倘若黄克明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委任的6个灶长都得死，就是他们的家属老小也将连带受到应有的惩处！何去何从，请欧阳团长速速抉择！”欧阳思虑再三，反复权衡利害关系，觉得以6个人换1个人，实在划不来。这样，没过几天，黄克明就被放回来了。遭遇劫难之后离而复见，克明与九寿两人欢喜倍于往常，自此结为患难之交。

    1944年春天，日伪对苏中四分区实行“高度清乡”到处增筑“梅花桩”式的据点，对我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企图压缩乃至消灭我抗日军民的活动。与此同时，一部分未被新四军收编的海匪也乘机对灶区进行骚扰。这些被盐民称为“海巴子”的匪徒，心肠歹毒，手段狡诈。1942年我栟茶盐场西三所主任程坤和督煎员龚利民，就曾因为大意轻信而被海匪骗上匪船后抛入黄海，死在他们手里，连尸首也找不到。因此大家对海匪的活动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这年春季里的一天侵晨，翟九寿与黄克明一同从栟茶放盐分处出发，由东向西，前往位于东台县郝苴乡的栟富总场公署第四处解送盐税款。翟走在前面，肩上挑一根扁担，扁担前边挂一双草鞋，后边担一只麻袋，麻袋里面装着盐税款与税票的票根；但从外面看，鼓鼓囊囊的像是预备使用的渔具，打扮成一个“下小海”的渔民模样。黄身穿制服，背一支驳壳枪，隔几步路跟在后面。“前面就到六灶啦！”翟九寿告诉跟在身后的黄克明。六灶有敌人的封锁线，所以必须倍加小心。果不其然，透过清晨海边的薄雾，可以看见，在左前方高岸上有一伙日伪正在构筑碉堡。如果继续向西，前面不远处就有一条宽阔的丫子，水深流急，不可徒涉；因此，要走陆路，就非得经过左前方敌人的据点不可。“不如向北，走高俊美的盐墩子，虽然绕点路，但是安全些。”九寿建议说。克明点点头。于是两人掉头向北，一直往海滩深处盐民高俊美的盐墩子大步走去。

    海滩荒僻，日伪一般不会涉足。两人一前一后，放心大胆地向北走。渐渐地，看得见高家盐墩子的轮廓了；渐渐地，轮廓越来越清晰了。两人心里一阵高兴，不由得紧赶了几步，眼见得就接近了高俊美住的房屋了。这时，走在前面的翟九寿无意中抬眼向高家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他的心“咯噔”一声往下猛地一沉，仿佛从高山之巅一下子跌入了万丈深渊，差一点没叫出声来：“天哪！在高俊美家门前的场上，有一个年轻的海匪，大概是个哨兵，正提起一只脚，在地上一跳一跳地踢格子！”再拿眼睛朝门里一瞟，发现有一大群海匪，正围在高家吃饭用的板桌上走“五马儿”棋！原来，高俊美的盐墩子上面有海匪储存的淡水，今天这股海匪就是来取淡水的。这时的翟九寿，两只脚仿佛被人使了“定身法”似的，一下子定住了，纹丝不敢动弹。转身向黄克明打招呼已经来不及了！只见他拿眼睛紧紧盯住那个踢格子的匪兵，一边用不扶扁担的那只手在屁股后面连连向紧随其后的黄克明摆手示意“有情况”一边轻手轻脚地向后挪动脚步。克明看见九寿发出的信号，知道发生了紧急的“情况”也赶忙悄没声息地连连后退。

    谢天谢地！幸亏匪徒们戏心正重，耍兴正浓，踢格子的一意踢格子，走“五马儿”的专心走“五马儿”并没有发现近在咫尺的这两位不速之客。就这样，黄克明与翟九寿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一步，一步，又一步地向后挪移，终于退出了敌人的视野。

    当下两人决定立即改变行进的方向，从一个稍微浅窄些的丫子涉水过港，绕过了高俊美的盐墩子，直奔一处芦苇丛生的草滩。到达草滩后，两人商议：天已大亮，难以隐蔽行进；如果再遇上其他股匪，势必出现人款两危的局面。于是决定：暂且将装有盐税款的麻袋就地隐藏在芦草棵子里，由黄克明写个纸条交由翟九寿传送总场，请总场专派武装人员来取；只有这样才能万全。这样决定后，翟随即带着黄写的字条轻装上路，黄也在附近的高草丛中隐蔽起来，一面监护钱袋，一面等待总场来人。

    太阳终于从西天落下去，天色暗了下来。天擦黑的时候，翟九寿带领栟富总场公署派出的5个武装人员，随带5根长枪，如约赶到黄克明隐伏的海滩上。双方将钱款、票根一一清点交割完毕，取款人员披星戴月连夜赶回总场去了。直到这时，九寿和克明心里才如释重负，两人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就这样，他俩又一次摸了一回阎王爷的胡子，从此便成了生死与共的莫逆之交。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黄克明调离栟茶放盐分处，先后担任区和县一级的干部，而翟九寿仍然在栟茶灶区从事民运工作，但是他俩在抗日战争中结成的友谊并没有中断。50年代初，盐务干部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而翟九寿又是干部供给制标准中最低的一级。黄克明知道他从事灶民工作跑路多，就从自己按规定领取的生活用品中，抽出一双翻毛皮的黄皮鞋，托人捎给了翟九寿。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符学炳竟然写信向有关方面“揭发”黄克明在抗日战争中“曾经叛变投敌”克明知道后，气忿不平地对审查他的“造反派”说：“你们是‘造反有理’，我是‘革命有罪’！”刺得“造反派”嗷嗷大叫，发狠要整他的“态度”他们找到翟九寿，要他写“揭发”黄克明的材料，被翟一口拒绝。后来黄被“解放”出来，恢复工作，并享受原有革命干部的级别待遇，先担任如皋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不久又晋升为南通地区行署副专员。职级虽然一升再升，克明却始终把一直是平民百姓的九寿看成是自己的亲兄长，两家往来不断。直到1996年，离休家居的黄克明还与专诚到南通城里来看望他的翟九寿合影留念。这一年，黄克明73岁，翟九寿92岁。两位革命老人诙谐地说：“这恐怕是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之前，最后一次在一起照相了吧！”这些已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