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望中反抗绝望

    　　作为东西方两大伟人，鲁迅和尼采的思想和作品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不仅因为他们在文学领域里做出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更重要的，他们身上闪烁着人类最可贵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推动我们从荒芜走向繁荣，从落后走向文明。所以研究（确切说是学习）鲁迅和尼采，是希望从中取得解开人类社会发展秘密的钥匙，促进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那鲁迅和尼采的反抗精神首先体现在哪里？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众所周知，基督教信仰对西方人的思想、心态和文化色彩具有全方位的影响，这深刻体现在西方的哲学、文学、音乐、绘画、雕刻等各个领域。在基督教看来，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人的生活、一切善恶都由万能的上帝来赏罚；由于祖先曾受恶魔诱惑干下种种滔天罪行，具有血肉之躯和七情六欲的生命体——人被认为有所谓的原罪，注定要在世间经受苦难，终生忏悔、赎罪。如果不绝对服从上帝的道德命令“灵魂”便不能进天堂获得‘“永生”而是被罚入地狱，沦入“永劫”这也是“原罪说”所以在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和电影、绘画艺术中一直是个重要主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到了中世纪，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到了极端崇拜的地步。教会实际成了管理社会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教权泛滥情况严重。不少教会违反基督教的本义，过多地干预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如基督的高徒保罗在‘罗马人书’里如是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也就是说，皇帝，国王，县令，市长，村长，都是耶和华给的权利，反抗当然不可以。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老百姓只能心甘情愿的归顺当权者，说白了——国王是上帝的代理人，权威至高无上，反抗国王就是怀疑上帝。

    随着西方工业文明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必然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人的意识观念要随之与时俱进。教会在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专制威权由于其落后，一直被无神论者所怀疑和抨击。但直到尼采的时代，基督教在最重要的伦理道德领域还保持着神圣的地位，所形成的习俗在普通西方人中深入人心，根深蒂固。

    而在旧中国，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一个类似“金字塔”式的，一层叠一层，自上而下采用种种物质手段和精神的手段进行统治和奴役人民的严密组织结构。封建统治者利用儒家传授所谓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具体来说，就是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人的个性，把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创新。这种禁锢已经让绝大多数民众失去了对人以及人自身价值的思考，他们不敢也无法对不公平的现实发出自己的吼叫。更可悲的，这种禁锢还导致了人的创造力的衰竭，整个社会遵循的是保守、中庸的道德规范。作为生产力最主要要素的“人”的不思进取，无法大胆的进行创新和改革，生产力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时代进步的要求。曾经的“东方巨龙”落后了，而落后意味着挨打、被侵略，于是“八国联军”带着鸦片和和大炮来了，中国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呼唤着人们的觉醒，一起把有力的双拳举过头顶，打碎这布满黑云的天空，创造一个美丽的没有压迫的自由新世界。

    “觉醒”首先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西方学者曼海姆在著名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不从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乃是因为他们恪守着知识和思想的信念，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这表明：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诸如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就是具有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国情怀。

    于是，尼采出现了。他不仅猛烈抨击人们所不敢碰或不愿碰的基督教伦理道德，而且在理论上提出了“权力意志”所谓的“权力意志”在尼采看来就是要竭尽生命力之所能，不屈不挠地前进、奋斗，永无休止地去占有、去支配，去实现对统治和权力的渴望。任何生物的生命都具有一种自我扩张的能力，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要释放这种力量，去征服他物。作为人的生命的“权力意志”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强调的是不断自我创造、扩张和超越，达到自我完善。尼采主张一种积极奋发的人生，强调人不应该成为环境的奴隶，不应满足于“己经如此”的现状；而应该努力去追求和实现“应该如此”的存在。因此，尼采的“权力意志”是一首激扬奋进的生命之歌，是强者征服世界的号叫声。在尼采的眼里，人“受生命本能支配”“人是自身的主人”为了人的“权力意志”的充分发挥，生命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和敌对事物都应毫不留情的予以清除。他认为基督教“改善”人类的方法、意图，是使被驯化者的生命本能削弱，压抑人的本来天性。而压抑天性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变得如动物园里供人观瞻的动物，毫无自由、幸福可言。尼采认为这种“改善”是“充满对生命冲动的仇恨”的病态，是充满对“强壮幸福”的猜忌的病态。因而他认为基督教的道德驯化是“败坏人”的。

    于是，鲁迅出现了。他看到了中国落后的症结所在——不是科技的落后，国力的衰弱。而是礼教对人性的压抑造成人的心灵的荒漠化，民众犹如“井底之蛙”无法与当时的世界潮流接轨，民智不开则国家无望。为了实现抱负，鲁迅决然的弃医学文，试图从思想深处改变国人。他猛烈批判传统道德，借用尼采的话，说中国的道德家是“死的说教者”批判“节烈”时说，那些道德家总是说“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别出心裁地“鼓吹女人自杀”并进而指出“节烈”之类传统道德与“存在的生命和价值”敌对，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1]鲁迅把礼教禁锢着的中国比作令人“从昏睡入死灭”的铁屋子。说中国的古训是“教人不要动”教人“苟活”即“太卑怯”地活“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和尼采的反基督教驯化一样，鲁迅认为中国的圣人之徒之所谓教化是“作践人”的。和尼采用“驯兽场”的比喻批判基督教对人的“改善”相近似，鲁迅以“人 家畜性=某一种人”的“算式”指出中国旧式教化的结果是对生命有害的“驯顺”他说:“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2]如何破坏那种使人加上“家畜性”的教化，也就是鲁迅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和鲁迅这些看似极端的话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清醒的看到了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思想对东西方人精神上的戕害，这已经和仍在严重阻碍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正是超脱了一般的道德和教派上的成见，才使得他们的思想见解充满着智慧的光芒，至今读起来仍让人怦然心动。

    仔细阅读尼采和鲁迅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两人在思想认识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这跟他们看问题所持的立场是密不可分的。他们都是站在人类本身的幸福这个着眼点来考虑问题的，即哪些事情有利于人民的自由幸福，他们就拥护什么。反之，如果哪个人做的哪件事与人民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他们就坚决的反对。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鲁迅在晚期的作品中经常批评甚至斥责原来的亲密战友，因为在鲁迅看来他们已经背叛了原来的理想和抱负，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昨是今非，统统不能放过。

    但两人所处的时代、具体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毕竟截然不同，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在对各自社会礼教的批判上也产生了若干的区别。

    与尼采推崇“权力意志”明显不同，鲁迅始终站在被残害的“弱者”一边，抨击中国的“‘孝’‘烈’这类道德”是“一味收拾幼弱者的方法”并指出整个社会为畸形，鲁迅这种悲悯天性是扎根于黄土地上的民族情怀赋予他的精神支撑力。第二点明显不同是，鲁迅在批判礼教危害个体人生命的同时，更着力批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及三妻四妾等等，认为是“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的，鲁迅很重视群体生命的健康和发展，这与他的期望民族复兴的思想联系密切。第三点不同的是，尼采说生命的“存在”已是前提，因而主要指责基督教道德扼杀既已存在的生命的健康、勇敢、创造、向上的活力；鲁迅也从这些方面批判中国礼教，但由于在中国，人的“生存”还成为问题，把人“吃”掉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他还是把“生存”列为首要标准，指控礼教危害“生存”的罪恶。

    此外，鲁迅在对待宗教上与尼采也颇有不同之处。早年他受章太炎影响，曾有建立新宗教的倾向，强调要立“正信”强调精神追求之诚，而这“信”和“诚”是包括“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的。他把缺乏心灵之真、无虔诚信仰者称为“伪士”而尼采没有建立新宗教的意思，他认为基督教和其它宗教所提倡的理性主义的“无限绝对之至上”的“另一世界”是脱离“大地”、脱离此世人生的，是“虚无本能”的表现，是道德“伪诈”性的根源。

    讲到他们对各自社会采取批判态度的不同，可以把问题延伸到另一个方面，即他们心中理想的社会，幸福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

    2。 “超人”和“狂人”——尼采、鲁迅心中的反抗英雄

    尼采笔下曾出现一个“超人”尼采在愉快的智慧中写到——他在清晨提着灯笼闯进人群，大声喊道：上帝死了！最神圣万能的上帝死于我们刀下——这伟大事变千真万确。难道你们还没闻到上帝尸体的腐臭吗？没听到为上帝挖坟者们的喧嚷吗？地球移离了太阳照距之外，我们会因此而永远在黑暗和空无之中迷失方向吗？难道我们不能自身成为上帝，生活在前所未有的更高尚历史中吗？就算只是仿佛感觉值得一试，也让我们试试吧！超人呐喊之后，四围众人寂然无声。超人于是认为：大事变虽发生了，人们也目睹了。但他们并不了解事变的意义，了解需要时间，而众人与能了解事变意义的距离比地球离星辰还远。这段话恰到好处的表现了尼采对个人自由和幸福的真切追求。显然尼采把反抗压迫的希望寄托到“狂人”身上，这与鲁迅的成名之作狂人日记有明显的相似。

    鲁迅笔下的狂人被禁闭着，也在呐喊：“中国是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历史上每页写满的“仁义道德”的字缝里都是“吃人”二字；现在吃人的历史还继续着；将来则会有不吃人的“真的人”出现，吃人的人“会给真人除灭”狂人劝人们跨过一道“门槛”去掉吃人的心思。大家却都不肯，谁也不把狂人的活当回事了。不，寂然空旷之中只有狂人“救救孩子”的喊声。

    如果比较鲁迅和尼采笔下的“超人”和“狂人”会发现他们共同的特点在于对旧社会、旧制度、旧观念极其仇恨，即所谓的“反社会”性。而形成这种性格的根源在于二人深刻的“自由意志”

    所谓“自由意志”是指人作为有思想、有追求的高等动物，迫切希望能够无拘无束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体会、去改变现实世界，从而获得认同感和幸福感的强烈意志。人的本质特性就在于能超越现象界的许多约束而自己依赖自己，自己选择当下和未来，这是人的自由的本意。鲁迅和尼采对于社会历史的变迁极度敏感，对任何形式的“崇拜”有着强烈的质疑和否定精神，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思考深刻。这种特质使得他们的对“自由”的向往要比同时期的知识分子急切得多。

    事实上，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对自由的追求，必然产生于真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处于各种复杂关系的交织点，如果哪个人试图打破所有的束缚和规矩，妄想获得彻底摆脱压迫的“真空”下的自由，实际上是水中捞月，不可做到。更重要的，社会历史无论怎样进步也充满了缺憾，与人对自由的要求总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即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层面没有实现“绝对自由”的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当我们所处的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整个社会制度最大程度上的符合历史前进的潮流，民众的失落、怨恨之气，改革、变化之心就会大大减低，人与社会处于相对和谐状态。而如果社会制度腐朽不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追求变革、渴望自由之声必然高涨。鲁迅和尼采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这是他们“自由意志”所以如此强烈的现实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形成“自由意志”的根本原因一致，但鲁迅和尼采对现实的批判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立足点。

    鲁迅对于中国的普通百姓特别是生活在底层的农民感情很深，他毕生从事的事业不论是开始的学矿务铁路，试图“工业救国”还是后来去日本学医，想“科学救国”以及最后的弃医学文，立志以文艺来唤起民众。都是围绕着如何“唤醒民众”如何“走向幸福”这个主题进行的。可以说，鲁迅追求的是集体意义上的觉醒，是要建立一个如“桃花源”般的美丽新世界。而尼采天资聪颖，除了在哲学上颇有建树外，还精通音律、诗歌，作为一个天才，他更多的是反抗社会对精英分子的压迫，他更多的从个人的追求和理想出发，试图建立一个以领导者、超人为核心的自由王国，宣扬的是个人价值。

    在尼采看来“超人”是指那些超越了传统道德观念束缚、有健全的生命本能和旺盛的强力意志的强者，是一切旧价值的破坏者。他们坚韧不拔一刻不停地向环境、向别人和自己身上不求上进的习气开战，而且把充溢着斗争的这种生活看成乐趣和享受。所以“超人”比起只知趋利避害，乐天安命的平庸之辈来，就显得高大和完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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