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使命

    讀朱天文朱天心袁瓊瓊這輩年輕人的作品，第一個感覺，它是全新的，它是非常好的。但是于此發生了幾個問題：

    一、為何此時于台灣會有這樣的好作品出現？

    二、就文章來說，它果然是自足的嗎？

    三、文章的自足與它對時代的問題的使命又是怎樣的說法呢？

    一

    史上新文學的出現，大概都是因于一番關係朝代的大變動，如歷史上開出了唐朝的天下，纔有李白一干人的詩文出現。又如五四的新文學，是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所催生的。但今台灣的文學只是自然發生的。

    譬如繪畫，二歲至五歲的小孩個個都是繪畫的天才。小孩的繪畫都是全新的，不受一點傳統的技法的影響，也沒有思想，而惟是天趣，而這已無有不足了。今台灣的青年文學亦可比這樣。如朱天文朱天心都是還在剛開始讀高中時，就已出開出了文學的花朵，及讀大學，也是讀的英文系與歷史系，沒有受過文學系的教育的，所以能寫得那樣的好文章。但是小孩的繪畫天才隨著年紀長大就都喪失。前此台灣一批十七歲的文學天才型幾乎都是持續不到二十五歲。今朱天文等這幾個人的前途又怎樣呢？那可是不同的。前此十七歲天才型那般人是其人格與知識一直沒有成長。

    有天趣的人就是有天才，人稚幼時個個是天才，長大后天才就少了。但一個人的天趣亦非不可以長久保持，天趣是可以長生的。過去好的時代庶民日常用的陶器，往往使今時的天才陶藝家歎服。在好的時代，一般人的人格與知識都健康，天趣就可以長生了，不限于稚幼時。寫字更可顯見。小孩寫的字都是好的，長大后仍要像小孩的寫字是不可能的，但若是真的書家，他雖然也不能再寫小孩的字體，但是能在成人的書體中保存像小孩時的天趣。又即使不是書家，只要其人格與知識健康，寫的雖是俗體字乃至如朱天心說的長腳蜘蛛體亦還是可有各人的風格。如柴山康子的、仙楓的、朱天文、朱天心、袁瓊瓊的字我都仔細端詳了，看出好處來。

    惟有是壞的時代，人的人格與知識都不成長了，纔會一過了小孩期與青春期就都變得無趣了。這時纔要講到天才了，惟有極少數的天才者能不受此限制。

    嬰孩期是個體生命的開端，青春期是個體生命的反逆期，可以不假外力而自己生出新的表現，這就是會有今時台灣新文學的自然發生之故了。但還是要像辛亥與五四那樣時代風氣纔好。今如朱天文朱天心不隨十七歲型以俱萎，可以保證得個人的文運，但是未足以保證國家的文章氣運。

    過去的例，有李白的文章而無補于當時由開元之治轉入天寶之亂的時勢，有蘇軾的文章，而無補于北宋的隨即亡于金兵，而唐宋詩文的最好時期亦就過去了。

    文學如花草，花草做春天的見證，但是不能做春天的保證。只有春天可保證花草。文運的保證在開國，而開國是在革命。

    二

    文章究有何益呢？

    曹丕說文章是建國的大業，而又有一說是文章之士不足與言治國。兩說都對。文章與禮樂生在一起，當然是建國的大業，但文章之士又當別論。

    就拿禮樂來譬吧。禮樂即是祭政一體，天子要管祭又要管政，不可能自己司樂司儀，天子只于郊祀天地宗廟時到場主祭，平日則由神官在做。亦可譬基督教，一般人不能也像牧師的專做屬靈的事，因為一般人還要他做屬世的事。神官與牧師是專業，文章之士也是專業，神官與牧師與文章之士都不足以治國。

    天子偶來主祭，公卿列祭，便勝卻神官的風光無數，文章亦然。劉邦、李陵、曹操偶然做一首兩首歌詩，都此文章之士還做得好。

    這裏也解答了純文學云云及文學大眾化云云的問題。

    純文學是像神官與牧師專做屬靈的事。中國的志士很不愛這個，所以每每有意貶低文學的地位，曰：文章小道。日本的親鸞宗甚至反對純宗教，實行和尚娶妻食肉。

    三

    朱天心的文章裏，她看什麼都是好的，對人、對事、對東西、對天氣與台北市的街道，她都是興高采烈。哭也像雷雨的明亮，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是太有意思了，所以專心誠意的總是玩不夠，唱歌唱不夠。而像“方舟上的日子”裏的梁小琪與那男生，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表情，都是高尚極了，脫俗極了，美得大極了，然而連高尚、脫俗、美、大，這些字眼都尚未有。

    現代社會連同青年男女之間，都在俗化惡化，人類的歷史在塌陷下去，然而朱天心像小孩，小孩眼睛裏的世界沒有一樣東西是不淨的，像雪霽日出照見潢污行潦之水亦都是鮮亮的。此即是文學與革命相通的地方。革命是歷史的祓禊，祓除不吉與不淨，文學便亦是禊祓。（我愛禊祓，比說贖罪好。）

    岡潔說“大自然是善意的”我喜他的這說法不襲孟子的“性善”亦不襲我說的大自然的意志，而相一致。這大自然的善意我覺比說愛字好。這種對萬人萬事萬物無差別的好意與歡喜，乃是文學者最基本的心情。

    易經乾卦有一句話是“天下文明”又一句話是“聖人出而萬物睹”文學者就是以自心的光明遍照世界，遂見萬象歷然。

    這樣也許會被矇騙，寫的東西不符事實，但是縱使錯了亦還是好的。縱使世界皆偽，亦吾心是真。譬如南北朝有許多皇帝是昏君，而文人寫的禪讓詔與表，即位頌，與哀冊，只要是誠心誠意寫的，還是有價值，使人讀了感知有天道，人世有至尊至貴，有生榮死哀。又譬如北伐前后的左傾青年把列宁與史大林崇拜之極，崇拜的對象雖錯了，亦是可貴的一片向善之心。

    所以文學有在是非之外的好與不好。

    二十年前日本尚無人說公害，我在汽車搬運大卡車的噪音、廢氣的國道走亦還是對之有好意，這回想起來，可比走在地獄中，有目蓮的人的端正安詳。還有是大暑天太陽底下在荒荒的街角一家飲料店，叫來一杯化學顏色染得通紅的刨冰，看見鄰座的姑娘在喫，我也豪快的把來喫了。

    朱天心的“方舟上的日子”裏的，便像禪僧說的此地是什麼所在，說是說非，即是你總不可以慳吝小氣。

    四

    往年張愛玲住在上海赫德路公寓，她文章裏有寫從陽台上望街道與電車噹噹來去。因為她寫得太好了，我當這裏是聖地，只覺不可以變動她的居處與日常生活。但是公寓房子怎及正經的中國邸宅好，上海的現狀亦且不是可長久的，其后上海淪陷，張愛玲還是離去了。

    原來以為不可以變動她的居處與日常生活，也是我的慳吝小氣。今讀“方舟上的日子”我就儆誡自己，雖是對于好的東西亦不可再慳吝小氣，想要保持它。朱天心的文章自是永在的，但今社會與男女之間的俗化惡化，在塌陷下去的現實還是不可放置。與遷怒相反，遷喜的原諒也是不可以。朱天文送我她小時用塑膠吸管摺的一隻彩色角球，我很珍重的掛在書架上，但還是要想倘用草或絹或本紙來編可以更好。

    蘇軾當初與章惇要好，兩人都年輕，其后章惇為柑，卻陷害蘇軾，而蘇軾昔年贈章惇的詩仍收在集中。我亦有贈人詩，其后發見那人不值得，但我在那詩裏所寫的話依然是真的。朱天心將來會發現昔年的同學有的並不是那回事，然而今日她寫在文章裏的亦依然是真的。“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裏的，與朱天文“青青子衿”裏的對世人世事與物的無差別的善意，就是文學的絕對的境地。

    五

    張愛玲不同。

    張愛玲的文章裏對于現代社會有敏銳的彈劾。但她是喜歡現代社會的，她于是非極分明，但根底還是無差別的善意。可比平劇裏對于奸惡小人亦與以美化。此即是無差別的善意。漁樵閑話裏對于前朝裏，當年的問題都已成了過去，遺留的就惟有這無差別的善意的風光。是非乃同一海水之浪，但有浪更見得潑剌現實。大凡因歷史上的大行動而起的新文學，如五四運動而起的新文學，多是對于現社會有意見的，如云打倒舊禮教，要西洋文化。而今時台灣的自然發生的新文學則對社會幾乎是無意見的。像這樣自然發生的新文學在史上是很少有。

    但我說的台灣新文學與顏元叔余光中那一派的無關。我曾稍微翻了一回季季與心岱的小說，只覺其是享樂青春，享樂現社會，惟因年輕，享樂也清吉健康。但其后覺得社會的現實不這麼好玩了，自己也不年輕了，情操上漸漸沒有了以前的清吉健康，于是或則變為貪欲，單是我再要，我再要。又或則自己覺得不濟了，趕學些西洋文學的方法與觀念來支持自己，但是寫的東西反為不及以前的無學。這就是十七歲型的終了。

    朱天文等的也是自然發生的文學，但是與她們的不同，一是天才的不同，二是做人的根底不同，三是用功的方法不同。

    雖然如此“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可比是寫了前八十回紅樓夢，還有后面的要寫。依文章來說，紅樓夢有了前八十回，已是完全的，但是就其作者來說，他還是不能不寫下去。朱天心的這兩部著作，已給讀者提供了最高的人格與對人對物的情操，夠你去做革命或做無論什麼大事，就文章來說也是完全的了。它使你覺得為人在世過的日子有意思。但是以后朱天心還有不同的場面要寫，這裏是個關口，非輕易可過。

    再過幾年，朱天心在北一女的那些同學都就職的就職，結婚的結婚了，又若干年后開起同學會來，見了面個個變得俗氣與漠然，像紅樓夢八十回后有一章是“病神瑛淚灑相思地”昔日的姑娘都嫁的嫁了，死的死了。這時你對變得這樣庸庸碌碌的昔年同學，你又將如何寫法？這不是一句“往事如夢”可以了得。以前你曾與她們是同生同死的，現在她們不同了，而你還是昔日的你，你今日拿旁觀者的態度看她們嗎？但她們雖變得漠然了，她們的身上亦還有著你自己。你是如同神，看着現實的她們，也看着你自己嗎？

    以前你與她們一道時，其實你也是有著高過她們的，現在你真是高過她們了，也依然是儕輩啊。紅樓夢前八十回是寫自己，后四十回即是作者變為像旁觀者寫他人的事似的，這裏發覺碰著了文章上很深的一個問題了，以前可是不知不覺中通過來了的。在紅樓夢后四十回裏作者便是這點上沒有搞得好。

    “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是永生的，但今你已不能再像從前的與她們玩了。昔年的男孩子也是一樣，他們也不能再與你玩了。以前是大家都年紀小，大家都與天同在，與神同在，所以你與那些女孩子男孩子如同一人，而今是離開了神，只有你與這些人們。以前你是不知不覺中都是寫的神的示現，神的言語，而現在你是用的什麼言語，寫的什麼現象呢？

    如現在的日本作家，他們寫歷史小說，寫自傳式的小說，寫眼前的景物，寫廣島與長崎原子炸彈的記錄小說，便是都在這一點上失敗了。連后四十回紅樓夢也是在這一點上煩惱了，不說失敗，也是失意。然則今后朱天心將怎樣來打開這一關呢？

    六

    文章裏寫的是神的示現，用的文字是神的言語。像朱天心是小孩，她寫的文章是神與她遊戲。但一到了是作家，就發生問題了。今人已說習慣了文學家，但是文學家算得什麼呢？

    中國向來禮樂文章是士之事，士的來歷是神官，文章屬于太史，太史統掌士的文學與民的文學，而最重歷史，記的天道與人事，由太史自己來為，天子親征，太史抱簡冊以從，兵敗社稷亡則死之。

    文章最大是歷史，因為歷史是神示現于天道人事與一個民族的言語，你若不是士，不是王官，與神無關，你就不配來為，所以孔子作春秋，他很注意到自己有沒有這個資格。歷史之外，詩歌屬于禮樂之樂，亦由王官執掌，祭政一體的王官都有神官的味道，雖中國的不是宗教。以色列人的列王紀與詩篇都列入聖經，與此有著相通。

    士出自王官，所以士對于文章一直看得尊嚴，不是今人所謂文學家的資格所可寫。文學家只等于藝人，中國向來對于陶工畫師、雕匠、優伶等只許其當作一件活計來做，所謂做生活。文章之士的身分亦與雕匠優伶等同列。你不是士，即不在神前，即沒有資格來為禮樂文章的文章。從前天主教只許神父讀聖經，便也是這個資格問題。中國有士而非宗教，這資格問題的意義就更容易明白。西洋后來是馬克斯講文學者的階級的資格，這就一無是處。作者的資格惟可是在神前的資格。托爾斯泰晚年注意到這個，但是這個話沾上宗教就不好了。

    言語與文章皆是神的。我比較愛古印度的經典吠陀之與婆羅門，覺得比以色列人的聖經與神父宗教性少些。近代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對于神，也比托爾斯泰的好。而中國的詩人則是說仙意。

    我是一個文藝者，我以一個文藝者的態度來對待我所描寫的對象人物，這樣的說話平常不覺其有毛病，今討論到朱天心以后將如何寫作，比方寫八十回以后的紅樓夢，纔分明覺出神的問題了。纔豁然知道文藝者的態度云云是怎樣的淺薄了。

    七

    朱天心的是王風文學。

    “擊壤歌”裏的國文老師的教法于她不合，她也對那老師敬愛。數學是她放棄了的，她也覺得數學偉大。她的性情搞不來她妹妹那種多情的戀愛，但是聽她妹妹說“你不懂的”她即刻承認戀愛比臨考還難，比數學還偉大，她覺得這個世界都是好的。“方舟上的日子”裏那男孩子踢路上的空罐頭也踢得很好玩，與梁小琪跳舞時也托她的下巴，也吻她的嘴，然那男孩女孩都自然極了，是行的現代的格式，卻像古往今來都是這樣的，好到尚未有聖潔的名字。

    然而朱天文說朱天心對于她所不贊成的事也有強烈的不喜歡。她母親慕沙夫人我也聽她講過朱天心的同情此人，討厭那人，當面做得出來。今后朱天心的文學會開向一個是非分明的世界吧。也許她還可以寫台大四年記，是北一女三年記的風光的繼續，卻能不是重複的。可以一般是王風的，然而總該是不同的吧。再出了學校，就不能不寫成人社會的種種不平事，還它一個是非分明了。這不是說前此所寫的只是童年的世界不完全，那已是十分完全的。也不是說王風要收起了，如童心的要收起了，童心與王風永遠是革命的格調，也是文學的基本格調，雖是在寫一個是非分明的世界。文學只是像修行，朱天心還有修行在后頭。以后要寫的是孫先生所說的革命尚未成功。

    拿現前的事來說，如以前有些文化人對我的攻擊，朱西甯是與我同在激流下，朱天文朱天心雖然氣憤，但是年紀還小。與這類似的場面，朱天文朱天心將來會是與之正面相對著的，這就是于你做人的磨練了。這裏首先是見識，其次是器度，而于是有誓願，合起來是一個悟得，革命的豁然。

    人拿反日運動的民族大義攻擊我，這就是關係時人的見識與器度的問題，比起悲憤，你倒是先要喜歡自己的見識與器度跟他們的不同，此是將感情上霧數的事把來在知性上過一過，使自己覺得清爽相的第一步。再留心看看此種現象還關係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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