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使命

關係時局的氣候，你就可以從自己個人所受的不愉快中走出來，稍稍也可以胸襟開闊些了。這也幫助你明白形勢，量量自己鬥得過，鬥不過，有時候也要學學韓信。你乃可以想像當時韓信在淮陰市上被流氓攔住作難時他臉上的那表情，覺得親切。朱先生是陪我直接受激流衝擊的人，他有一句話：從來先知都是遭迫害的。他這樣說時他與我早已心平了。天道是認真而兒戲，若非因那些人的迫害，我也不會來景美開了半年易經講座，也不會在那爬藤與木瓜的大葉子的窗下寫成“禪是一枝花”（碧巖錄新語）。也不會暑夜在那院子裏與朱家一家人看曇花盛開。也不會有那袁瓊瓊到過易經講座來聽講。又也許不會有后來的“三三”都是他們把我從華岡掃地出了門，纔只可到景美的一條小街上逛逛，買枝原子筆哄朱天心又寫一回“擊壤歌”我還給朱天文她們寫了序文。天道失敗都是成全，我喜歡三國演義裏寫曹操的句子：“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繁華皆有意。”倘若朱天心把這場面寫出來，亦還是有王風的。

    我對自己是有憂患的感覺，而沒有對自己不滿。對于那些人，我沒有意思當作敵人，也不憎恨他們，但是對于他們所做的也不原諒。我的心境已到了像天道無私，一切總歸于人世的劫毀與創造中。

    “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是人神攸讚的文學，以后朱天心卻是要寫天道與人事。若不知天道，即是不知革命。這就文學來說也是開出了一個新的境界。若干年之后，今日的惡人惡事都要成為過去，人們所關心的當年的我們對惡人惡事的那態度，個人的不愉快，集團的憎恨，與造作的階級的敵意，寫在文學裏會是怎樣的瑣小與低劣，只看都收不進漁樵閑話裏就可知道。

    新的境界的文學，是雖對于惡人惡事亦不失好玩之心，如此，便是寫的中日戰爭，寫的打倒中共，光復大陸那樣複雜的成敗死生的大事，或是寫的痛痛快快，楚楚澀澀，熱熱涼涼酸酸的戀愛，亦仍是可以通于“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裏的那單純、喜氣、無差別的絕對之境的。文章就是寫善惡是非最難。這回偶然看了林語堂的“蘇東坡傳”只覺真是人不能寫比他自己高的對象。蘇軾與王安石是政敵，而兩人相見時的風度都很好。林語堂文中幫蘇東坡本人憎恨王安石，比當事人更甚。蘇與王二人有互相敬重處，而林語堂把王安石寫得那樣無趣，甚至明知故犯的對史料作不當的取捨。他讚蘇東坡，但蘇東坡在海南喜歡異雀飛來的吉兆，這些他都不錄。他寫朝雲，但對蘇東坡與朝雲二人的高情到了死生憂患都了悟的一點他就不錄。林語堂的俗就是完全不知有天道人事的天道二字。

    民國以來，倒是五四的新文學有可喜，那時的青年鬥舊禮教，縱使有的地方是鬥錯了，亦還是有風光，而其后北伐與對日抗戰，在文學上邦不留下一點風光。中共經過那樣大的鬥，也不留下一點文學，都是因為只知寫鬥的人，不知寫同時還有著不鬥的天。這裏我覺得先要從文學上脫卻西洋起。中國文學是向來都有一個天字的。

    毛澤東有秦皇島觀海詩，但是不及秦始皇的嶧山刻石詔辭，也不及魏武帝曹操的觀滄海詩甚遠。我遊日本大洗磯邊，亦題有詩：

    浪打千年心事違還向早春惜春衣

    我與始皇同望海海中仙人笑是非

    天道有在是非之上，人事亦還是對共產黨不原諒。中國文學裏習慣了說天，說仙人，比說神好。因為神容易被說作比人還更逼實是非。

    “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是未有是非，未有敵鬥，未有戀愛的文學，但是寫有是非、有敵鬥、有戀愛的文學也還是必定要與之在性情上相遇的。

    中國文學裏的戀愛原來也是現實的境界，而又高又開闊，而今人為學西洋的，都把來為窄了，只可以上話劇，不可以上平劇。朱天心說要痛痛快快的戀愛它幾場，就要看她又是怎樣的寫法了。

    八

    看到那般文化人的亂攻擊人，他們攻擊胡適，說他于提倡白話文無功，攻擊劉大中，攻擊林語堂，于是攻擊我，這種亂糟糟真使人想念一個清平世界的秩序。再看看大陸共區的鬥法反法，更使人想念要一個清平世界的秩序了。如此，即有許多事情與許多東西都不得不重新想想過。比方“擊壤歌”裏的小蝦穿了風吹得圓圓的飛起的裙子，與上身穿的風灌滿了一胸口的敞衣衫，以及喬穿的牛仔褲，姿勢斜簽著立在籃球場，那種的好法，都是個人的，而若是一個清平的時代，則必有一個時代的威嚴與安靜的衣裝樣式，不是個人的。如唐朝明朝的衣裳。個人的設計怎麼的亦不能有一個時代的大的安定，一個時代的大的風流的美。

    音樂也是如此，彈彈吉他唱歌跳舞雖然也好，那是依個人而好，有著嚴格的青春的限制，怎及得清平時勢的音樂使人感覺一統山河的大，有著悠遠的而現實都在之思。仙枝早先愛看電影，說電影也有好多意思，及后她讀起書來，讀莊子，看西遊記紅樓夢等小說，看平劇，看崑曲，她就知道電影沒有多大意思了。“方舟上的日子”裏的與“擊壤歌”裏的舞台與行頭，以后隨著演新戲是可以全部換過的。我們使用的東西，皆要有一個時代的威嚴，生在清平世界的秩序裏的，而不是零亂不安定的個人趣味的那些。

    文章的內容情節亦是如此。“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裏所寫的是青春情意的無保留，而自然有制約，像一朵花開足了，而不會是把花瓣的輪廓來破壞，無保留與制約原來是同一回事。可是以后寫成人社會的艱難事情，寫焦桂英唱的“人世風波險十分”寫一個世界的沒落與新生，你有本領，就也要能把一代人的情意寫得無保留，然而自然制約，不會寫成喫人社會的“狂人日記”或變態慾情。因為世界雖亂，亦作者的心中有著一個清平世界的秩序，這是文明的古老的記憶，也是今要建設的新時代的底樣。

    我偶而給我所喜愛的人寫信，被說我的信寫得不親。不知我是與朱天文朱天心亦不親的。袁枚怪蘇詩少情，但蘇軾被罪獲釋貶黃州時遊淨居寺詩有云：

    稽首兩足尊，舉頭雙涕揮，

    靈山會失散，八部猶光輝，

    願隨二聖往，一洗千劫罪。

    他是憂患后如見了親人。而我的憂患是遠比蘇軾的更大，我若見了母親或妹妹，倘使我有妹妹的話，我亦但是柔和有禮儀，不會有淚的，不但沒有親暱，還像是不誠懇。其實蘇軾于朝雲亦惟云“事余以禮”不說親暱的話。夫妻相敬如賓只當是平時的，憂患后才知此語更具。前此我只知“天地不仁”這句話很大，是對于史上的世界劫毀的，這回因袁瓊瓊一提，纔又知還有一句“至人不親”是把憂患都化為人的端正清好了。

    原來禮儀這樣東西，我們平常只當是形式多于情操，生活順境時來行行的，卻竟是可以含蓄著怎樣重大的處境與怎樣強大到無保留的情意的，是情意的無保留與制約為一的自然秩序。現在來講文學創作，就是要知道有這個清平世界的秩序，這裏就情操也都成了是知性的。曉得這個，就夠你在文學裏寫怎樣重大複雜激動的事實，場面與情緒亦可以總是有餘裕的，像袁瓊瓊說的“單身的時候是頂秀氣的，女式的單身。”

    九

    史上新文學之興，多是受了自然界的新發見的刺激。

    天文學上的與物理學上的新發見，引起了對自然界新的讚歎，這是發動新思想與新文學之始。因為對自然界的改觀，引起了對文明的原理與思考方法的再審定，所以新文學必與新思想並行。我讀小學時正當五四運動開始，暑假回鄉下，晚上在簷下乘涼，聽中學的表哥講西洋的科學說星有多少光年的距離，抬頭再望望星空，不勝嚮往，若沒有這嚮往，是也不能發新時代的大志的。彼時不久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風動了全世界，那完全是知性的風動。史上若沒有像這樣知性的風動是不能有新文學的。

    新時代開始的文學多是理論的，如楚辭漢賦之先有春秋戰國諸子的論文，那些論文都是對于自然界與人事的原理的再審定。彼時的新文學都是帶理論式的，如漢賦的曲終奏雅，末后總要講一番治世的道理。史記寫項羽本紀與高祖本紀，亦是訴之讀者的知性，不訴之讀者的感情，程度低的都喜歡項羽，程度高的纔知劉邦此項羽好。

    六朝佛教傳入最盛，如僧肇智顗等亦是先在知性上感興，把來理論化了，然后佛教思想成為中國文學的新情操。基督教唐朝已有景教碑，但基督教拒絕理論，所以不能進入中國文學。彼時中國對于西域的文物是統統接受。羅馬的東西亦有輸入，賣酒的胡姬有戴羅馬珠飾的，但于羅馬的思想學間與音樂等則全不採用。羅馬的音樂只被當作燈市耍戲的雜伎之一。羅馬的那點點數學與物理學，當時中國是還高過它的，而羅馬的思想與藝術則與中國的是可比血型不同，不可以輸血的。印度的與中國的血型相同。與希臘也還有點像遠親似的。

    五四運動所接觸的是希臘精神，所以有益。但后來則是羅馬型的。西洋的天文學物理學是世界性的，不受血型的限制，如日本已追上了西洋的，我們要追上也不難。但西洋的哲學與文學則與我們的血型不同，不可以輸血。今天最貧乏的就是理論。今天文學上最不足的是知性。法國革命的文學也是伏爾泰等思想的理論文當先，五四文學也是胡適周作人等的理論文當先，周作人與魯迅使當年的青年歆動的，並非什麼小說創作，而是其講理的散文，可見時人是如何的需要講思想理論的文學了。你看文藝作品，看一件已經創造好了的作品，但理論文則是教你自己去開出世界，自己去創造作品，不限于文藝。是這個緣故，所以史上凡新時代開始，皆是理論文當先。又所以好的理論文必是叫人讀了興發的。刺激是感情的，興發則是知性的。

    我們今做新文學的運動，還是要有理論的文章。

    雖小說的創作亦要是知性的。如張愛玲的作品即是知性的。從來風靡一世的，如蘇軾的詩文，小說如三國、西遊、紅樓夢都是有一種知性的光的。知性是感情的完全燃燒，此時只見是一片白光。而許多激動的刺激性的文學，則是感情的不完全燃燒，所以發煙發毒氣，嗆人喉嚨，激出眼淚。知性纔是歡喜的，連眼淚亦有一種喜悅。

    孫先生教我們的革命是要通過政治，但其出發點是憧憬于一個大的理想，即新的對自然界認識與新的對人生的認識，在日常生活的全面對待，人有了新鮮的情操，對物有了新鮮的意思。它是世界性的，亦是帶有民族的個性的。通過政治革命是為實現這個。所以革命的新文學亦從開頭即注定了是要知性的。

    今人以為理論文不可是文學，這個觀念先要改變。再則以為小說是無責任的寫實，這個觀念也要改變。

    文學是寫可珍重的東西。“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與“青青子衿”就使人讀了發現現今尚有許多可珍重的東西。可珍重的人世是，在擁擠的公車裏男人的下巴接觸了一位少女的額髮，也會覺得是他生之緣。可惜現在都覺得漠然了。有一帶新造住宅村，是午前九時左右，男人們都上班去了，有一家人家的年輕少婦在掃除房間，敞著障紙的格子門，在簷前陽光裏曬棉被拍打，抬頭看見我在門前路上走過，是不相識的人，亦躬身含笑說“早安”這可說是古風的了，然而真是清新得像早晨的太陽。福生市七夕祭的翌晨，我散步時在路上撿得一塊女式手帕，把它放在廟裏神前的桌上。昔人上元夜拾得遺帕墜鈿，有多少遐思，但是現代女人的東西使人不能安心，只好讓神去祓除了。人世原來都是可珍重的，但今要以革命來禊祓。基督教講贖罪，佛教講超度，中國的則是禊祓，像人家除夕把屋宇部來撣塵，把祭器與桌椅都搬出來擦刷沖洗了，好過年都是新的。又像王羲之一班人三月三日集敘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也是“修禊事也”所以中國文學是講天地清明，不同于西洋文學的向上帝討正義，而從惡魔討藝術。

    中國人尚有西洋人所沒有的，是對于世變的感知性。左傳裏記不得是誰了，他見伊洛之間有被髮野祭者，曰：“不出十年，此地其為戎乎？吾其左衽矣。”后來果然是戎狄入侵，要齊桓公用管仲來尊王攘夷。這種預知，實從早先的祭政一體而來。西洋的宗教亦有先知，而惟中國的是不落宗教，直接從天道與人事來感知。而且中國的是民間亦皆有此感知。

    印度有講世界劫壞，基督教有講世界末日，但中國的則是易經裏講的“履霜堅冰至”的一個“機”字。一年有春夏秋冬，歷史上亦是有盛衰的季節。世界古代民族多有骨卜與占星術，而中國的卜筮與夜觀天象，則惟借以興感，像風過水面“託微波以陳辭”對時世的亦惟是這種感知，故又曰、“天道幽微難言”這最嫵媚，天道亦像女孩子的說話，似真似假，不像迷信的著實。中國人的這種對時世變動之兆的感知，關係到中國史上獨有的民間起兵，亦使中國文學多有了一個境界。

    對于時世變動的感知，在民的文學裏有童謠與讖緯，與漁樵閑話。在士的文學裏是詩文裏多有講滄海桑田，詞裏有浪淘沙。劉禹錫的六朝懷古詩的“金陵王氣黯然終”與姜白石的詞裏的寫靖康金兵陷汴京，徽欽二帝被俘，宗室遷都臨安“追想當年事，殆天意，非人力。”元明曲如長生殿裏安祿山亂后李龜年的唱詞十分悲壯，與桃花扇裏清兵南下，史可法在揚州兵敗的激烈盡忠，皆有一種“天意如此”的蒼涼。一部三國演義若去了天意二字就沒有歷史人事的風姿了。拜倫的哀希臘詩，與吉朋的羅馬帝國興亡史，皆沒有天意，只見是人事的狹塞。希臘荷馬史詩裏是有神意，而無中國說的天意，所以荷馬史詩裏的亦只見是人事的狹塞。馬克斯講資本主義沒落，但是亦不知尚有天意。所以他推斷的不準。

    中國民間的想法是個人的小事亦有著個天意，人事是非分明，而天意則在是非之初，充滿了未知與創造性。我們的新文學運動就是要脫離追從西洋文學的無知，再開中國文學的天意人事的領域，不要單曉得時髦，即要曉得時代。要學孫先生的革命是革的天命與世運，使中國與世界的歷史又有一飛躍。對時代的敏感在文學裏是知性最高的一面，其實今天應當有人寫一部民國史，要寫得像史記一樣的好文章。

    我們當前的目標還是在反共，光復大陸。但這必定要有思想。最近看了夏之炎的“北京最寒冷的冬天”與“絕對零度下的鋼”暴露大陸現狀，很是難得，但是作者所希望的只是民主的社會主義，根本上他並沒有否定共產，可見大陸上今日思想的貧薄，所以這兩部著作並不能讀了使人興起。從革命的意義來看，還是張愛玲的“赤地之戀”第一，陳若曦的“尹縣長”第二，夏之炎的這兩部著作只可當作資料。

    真真天才的作品雖然不到思想，它亦是革命的，像張愛玲的“赤地之戀”與“年輕的時候”像朱天文的“青青子衿”與朱天心的“擊壤歌”甚至看起來似乎與革命無關。因為文學是只要寫了革命的感，不必寫革命的思想，亦可以是完全的。但是若要造成一個時代的革命氣候，則必定要講思想，所以還要有理論文。

    為達成孫先生交下來的革命，我們今日須要有像反秦朝的劉邦，討平黃巾賊的曹操的天啟英雄，與張良、韓信、王猛、崔浩這樣知道世界形勢的智略之士。但是有潮纔能有潮頭，歷史上這樣的人才是只有在時代的新節氣中纔能出生，像竹筍的在時令節氣中纔能茁出來，而醞釀時代的新節氣的則是革命的思想運動。

    文章與英雄都如花，我們要來醞釀節氣。

    丁巳年（編按、民國六十六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