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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夏的深夜，没有风，静悄悄的，好像所有的生物都睡着了，连狗都不叫一声。只有那寻春的猫儿，有时发出几声和它那柔媚的身姿极不相称的嗥叫，让人感到夜更深了。

    满洲省委新任工会负责人谢万春的老伴儿谢大嫂坐个木板凳，脸儿紧贴在外屋地的房门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刚一合上眼睛，就又看见一九三二年松花江发大水的情景：大水冲开了离她家只有半里地的堤坝，浊黄色的巨浪翻滚着，吼叫着向他们那条破烂的街道涌来。她背着只有四岁的小女儿，从小破房里冲出来，在街道上狂奔。天下着瓢泼的大雨，狂风加紧了雨势，满街都是像她一样狂奔的老人、妇女和小孩。他们一边跑一边张大嘴用尽全身力气呼喊着——妇女喊着孩子，孩子喊着妈妈，没有什么喊的也直着嗓子在叫唤，是叫天？还是呼地？谁也听不清楚。当动物的生命突然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大概都会发出这种本能的绝望的呼号。

    喊声、风声、雨声，夹杂着从人群后面追逐而来的洪水声，真让人感到那黑沉沉的天就要塌下来，人类要毁灭了，世界到了尽头。

    谢大嫂拼命地跑着，跑着，明明知道跑不出去也要跑。后面的浪头打过来，她在浊水里挣扎着。一块木板冲过来，直撞在她的腰上，木板把她撞倒了，但她又飞快地抓住了木板，她就着水势趴在木板上。木板在浊水里一起一伏，木板边上隆起一个用旧铁皮包着的玩意儿，有半尺长，两头低，中间鼓鼓着，鼓鼓的地方还有个窟窿。谢大嫂一把就抓住了这个玩意儿，她抓得牢牢的。手握在窟窿里不大不小，正可手。她真像抓住一个救生圈一样，把全身力量都集中在这只手上，只要不松手，她和她的小女儿就能得救。水一过去，她又可以回到她那小房子里，和她那出门在外的老头子她刚想到这里，忽然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感觉从她的手上传过来，她就像触电一样忙向那旧铁皮包的玩意儿望去。天哪！这不是自己家里的门把手吗！她又飞快地瞥了一眼身下的木板，呀！正是自己家外屋地的房门，天哪！莫不是它成了气候，成了精灵，撵过来，搭救自己不，不是，她忽然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家那遮风挡雨，赖以生存的小房完了！

    谢大嫂一下惊醒过来了。她的脸在门板上贴得冰凉，她的手正抓在那旧铁皮包的门把手上。她把手从门把手上拿下来，拽了拽披在身上快要滑下去的薄棉袄，又抓住了门把手，门把手上的铁皮还热热乎乎的，她也感到一阵温暖。从那次大水以后，她就和这块门板，这个门把手，结下了患难与共的生死之缘。大水把她的小房冲倒了，所有的东西都冲没了，只有这块载着她和小女儿死里逃生的门板，还和她在一块儿。当她们随着一批难民，在南岗下坎搭起现在这片避难房的时候，这块门板就又为她家看宅守户了。

    谢大嫂挺了挺腰板，又歪着头向里屋看了看。里屋门关着，一线幽暗的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稳约地可以听见男人的话语声。谢大嫂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暗自嘱咐自己：可不能再粗心大意地睡过去了！

    里屋她的老伴儿谢万春正在讲话，声音不高，听不清楚说什么。但是只要听着这声音，她就觉得心里踏实，有了主心骨，好像天要塌下来，有这个老头子在身边也压不着自己，他的肩膀能抗得住啊！

    谢大嫂名叫迟素芬，她和谢万春同是喝呼伦池水长大的。两家的小草房脊连脊的盖在池边小镇旁；两家的大人手连手地扯着一条渔网讨生活；两家的儿女从会跑就在一块儿抓鱼摸虾，而他俩也就在风吹浪打中一齐长大了，并且长得那么般配，那么和谐。如果真要想在世界上找到“天生一对”的伴侣的话，那么除了他俩还有谁呢？

    两家的父母早就有意结亲，两家的邻居也都极力玉成。只要年龄一到，这对小情人就可以在茅屋下拜天地了。但在那年月穷人总是和厄运结缘，有几家穷人手里能拿着称心如意的算盘，任自己扒拉呢哪时沙俄帝国正把侵略的血手伸进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修筑一条血路——中东铁路。说它是血路，就是因为它是用中国劳动人民的鲜血铺成的。翻开俄国人修筑中东铁路的纪念大画册看看，屠杀中国人的血淋淋的画面竟成了沙俄帝国侵略胜利的标记：在枯树枝上高悬着中国劳动人民的头颅；在草地上横陈着中国人民的无头尸体。有一幅照片，竟照下了刽子手挥刀砍人那惨不忍睹的一刹那：大刀砍下去，人头刚刚离开颈项，血还往下流俄国人把当时最高超的摄影技术用来记录屠杀中国人民。

    在那些无辜被害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当中就有谢大嫂——迟素芬的生父。那条血路的路基占了他家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她父亲和同乡们红着眼睛起来拼命。一阵排枪扫过来，她父亲倒在俄国人的枪口下，素芬不顾死活地扑上去，两个俄国“骚达子”——大兵抓住了她。兽性发作的老毛子，把十七岁的姑娘拖进高粱地，正在危急万分的时候，谢万春手持砍刀闯来了。一阵砍杀，两颗黄头发的脑袋滚进了垄沟里，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被中国人杀个痛快！如果谢万春也有照相机，这倒真应该记录下来，贴到中国人民反侵略纪念画册上去。但是谢万春非但不能照这样的相，还受到了危险的追捕。他只好拜别了父母，和迟素芬双双逃出了家门。茫茫大地，湛湛青天，他们逃向哪里？

    这时哈尔滨已经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大批农民涌入当时还叫傅家甸的道外区。历尽千辛万苦死里逃生的万春和素芬，也随着成帮的农民来到了哈尔滨。那时哈尔滨到处盖楼房，修马路，横跨松花江的大铁桥动工了，停泊火轮船的道外码头也破土了，只要是肯卖力气，不愁没活于。刚满二十岁的谢万春长得虎背熊腰，粗眉大眼，经年在太阳暴晒下的皮肤像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红色，使他往工夫市上一站，真像座用紫檀木雕成的力士。领工的小把头总是一眼就相中他，头一批就被领走。迟素芬则靠着勤劳的双手，给人家洗衣服和缝缝补补。两个人口挪肚攒，积下了几个钱，就在道外靠码头的地方（后来形成了街道，叫道外三道街），盖了两间小房。这对患难的伴侣，从一座小店的男女大炕上，搬进了新居。他们没拜天地就成了夫妻，用新名词讲叫同居，用旧话讲叫合房，不论怎样叫，内容都是一样的。最质朴的形式中饱含着最纯洁的爱情，在旧中国刚刚兴起的新式自由恋爱，却在两个还不懂这名词的青年中发生了。在搬进新居的那天晚上，谢万春特地买了两支红蜡烛，打了两壶酒（他本来连一壶也喝不了，但新婚什么都要成对成双，不能“要单”呀），炒了四个菜，小夫妻点上红烛，穿起仅有的两件新衣，双双面向北方跪下，向家乡父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坐在新炕席上，在红烛高照下，共进这对他们来说是最豪华的晚餐，共享这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刻。

    婚后，谢万春觉得卖小工做零活终非长久之计，他要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这时有一个叫老巴夺的波兰籍犹太人，在离他小房不远的地方，开设了一座制作烟卷的手工作坊。谢万春经常从这作坊前面路过，天长日久，就被那精明的犹太人老巴夺注意上了。他那切烟丝和制造大白杆纸烟嘴的机器都是手摇的，劳动力越强机器转动得越快，像谢万春这样浑身是劲的棒小伙子，对他那手摇机器来说简直就是一台不用电力的马达。他在寻找机会，要把这台“马达”安到自己那手摇机上，让他像有名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一样为自己出力。

    这愿望在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件中实现了。有一天，老巴夺坐着一辆老毛子赶的大洋马车回作坊，路旁一个顽童正蹲在地上放高升炮。炮身没坐稳，药捻儿刚点着，炮身就向马路方向斜射过去。轰然一响，带着一溜烟火的半截高升炮，不偏不斜地正打在拉车的大洋马那长嘴巴子上。大洋马一声嘶叫，前蹄往起一坚，马尾往高一撅，又猛往前一蹿，四蹄一蹬，发疯般地向前冲去。赶车的老毛子一下子被从前边的高座上掀到后边的车厢里，正砸在被软座弹起来的老巴夺前胸上。还多亏这一砸，不然的话那个老巴夺很可能被甩到马路上去，摔个半死。这时那吓昏了头的老巴夺猛伸双手抱住了高声吼叫的老毛子，就像被惊吓的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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