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自由与道德底线

    近来，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关于“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精神有问题”的言论引发上百人的抗议。中国正越来越向自由社会转变，言论自由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个人自由。但同样自由与秩序的悖论将永远成为人类实践中的平衡木。怎样使两者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考验着过去的和未来的社会统治者。学者无疑在其中扮演着一种纽带的作用，他们应该成为自由与秩序悖论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社会，已经被自由学者们贬得一文不值。当他们在面对这个全面自由的社会时，是否能够在保持自身自由的同时，有同样保证他人的自由呢？

    孙教授无疑以充满硝烟味和独断味的言论表明了他应该得到的言论自由，无可厚非，即使是学者，他们同样可以充当利剑和炮筒，他们也可以以言论自由来换取物质上的自由，他们有自身的追求，为了自身的追求，他们也必须和必要去言论自由一下，让社会感受他们的口气。当然孙教授的言论代表了他的看法，他的根据是否时科学的，抑或是某些人的口吻，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们也同样有自由表示反对。可是，结果呢？当反对者表达他们自由时，他们却遭到了压制。只有保安和警察来接待他们的自由表达的权利并将他们的眼泪掩盖在了媒体的镜头之下。这或许也在演习着那些所谓精神偏执的受访者的遭遇，他们在没有媒体的照耀下，在公众的关注下，他们的自由表达将换来的是什么？或许是沉默，或许是冷遇，也或许是某些具有一定金属硬度的东西的强烈的自由表达。

    什么是自由？当我们反思时，或许自由永远也只不过是专制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当自由的表达是不对称的时候，别人的自由可以把你的自由掩盖，践踏，你怎么办？你会为了你的自由而执着的争取吗？如果你会的话，你就不得不接受孙教授的说法了。

    现在我想在谈谈学者的自由。学者在当今中国社会是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第三股势力。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一个现实还是一种现代社会的设想。当然，或许更倾向于后者。这也说明当代我们的学者并没有肩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生存方式决定的（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是一种有意的掩饰）。学者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得生存方式啊，他们不仅要肩负起社会责任，学术责任，也要肩负起家庭责任啊。而真正评价一个学者的品质和道德水平的标准也正在他们怎样处理这个责任的关系，把何者放在第一位，决定了他们的道德水平的高低和优劣。

    马克思将人类的历史形态分为三种，第一是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人的依附性，第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物的依赖性的人的独立性，第三也是人类的理想状态是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人的全面发展的阶段。而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二阶段，人是在依赖于物质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独立性的存在。学者不例外，他们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啊。所以，学者们可以很从容地以马克思的指示为自己的人生坐标。在物质上不断矮化自己的独立性的存在。所以，为了获得优越的物质上的享受，利用专业优势发一些人民群众一时都不知道怎么反驳的大道理，为那些不易出头的人们扯一面学术大旗，从气势震慑住那些愚昧的大众，那简直是比在课堂给那些睡懒觉的邋遢学生更有成就感，更实惠了。毕竟讲课也无法赶上“知识经济”创造利润的回报大啊！

    学者本来是游...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