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硬度

    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掩卷沉思，一个桀骜不屈的知识份子的形象屹然而立。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先后留学德国、瑞士、法国。学贯中西，通晓多种语言，国学深厚，国史精熟，被尊为史学权威。曾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解放前夕，国民党派专机接他去台湾，他坚决拒绝。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于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一级教授。

    陈寅恪，他应该是50、60年代对抗政治侵蚀表现得最顽强，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学者。这“成功”当然有赖于他学贯中西、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渊博学识（这种渊博让狂热的人对他多少有些敬畏），也有赖于时任广州省省委书记的陶铸和中大副校长陈序经的鼎力保护，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有赖于他那绝不妥协的桀骜不屈的精神以及至始至终“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治学原则。

    关于陈寅恪知识的渊博，有一则真实的笑话可以窥见一斑。当时，同是史学权威的郭沫若向国人号召：“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因为“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全国高等院校兴起了“每人多读一本书”的活动。他的理论依据是——如果陈寅恪掌握了八十本书的资料，那么一百个人每人掌握一本书的资料，合起来，就可以超过陈寅恪了。一道简单的小学算术，解决了一道很大的政治难题。今天看来，是何等的荒唐可笑，可在当时却也刮起一阵旋风。政治的狂热会导致怎样的愚昧与无知？！

    作家程乃珊在其散文生命之树长绿中说：“形体的衰老无损生命的尊严”陈寅恪验证了此言！陈寅恪，年老多病，膑足盲翁，生活无法自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生命体征日渐式微的老人，竟向北京当局提出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两个条件——“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毛泽东）和刘公（刘少奇）给一个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以此作为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条件。

    在那个“人人言必称马列，著文论说以引用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原文原话为荣事”的时代，陈寅恪竟然公然提出不学马列，在当时的中国，不会有第二人！陈寅恪提出此要求，并非逞一时之气，也并非标新立异，他要“为学术争自由”对于一个真正的学人来说，自由是学术的生命。勿自由，宁愿死！当助教黄萱问陈寅恪，如果北京当局答应他的条件又怎么办时，陈寅恪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可见，这是一个视学术自由高于生命的铮铮学者！让造反派心有畏惧、甚至敬畏的也就是这种桀骜的学人风骨！

    很多人，在文革中被迫背叛他人也背叛自己；也有很多人，在文革中不堪凌辱而自绝于世。名声显赫的民盟主席张伯钧，在“批右”时不也赶快“认错”了吗？因为张伯钧认错得及时和彻底，因而在被打入右派后，还保留着相当的待遇——专车、厨师等，这让同是民盟大将同样被打为右派的罗隆基后来“大彻大悟”羡慕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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